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价值观重构

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重新聚集道德资源,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社会共同体的信仰等等,所有这些都将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深层次影响。所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政党领导理念从划桨转向掌舵,政府管理理念从统治转向治理,社会发展理念从单边转向协同,公民行为理念从冷漠转向参与。     

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

公共管理是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所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它包括以政府为本位的政府管理和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治理(包括政府治理)两个阶段的内容,以及大致由政府管理的集权化、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政府管理的社会化和社会治理的自主化、社会治理的多中心等五个不同的模式组成。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探析

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和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困扰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最攸关的难题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中国治理社会模式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政府分别与市场、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关系问题。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创新,可以让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的作用共同治理社会。这种多维度、多中心、高参与度的治理模式能够缓解政府减弱市场控制以后出现的权力空白,而高参与度意味着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能够通力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新常态下国家权力适度弱化、政府执政理念善治转变和国家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必然逻辑。新常态下,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动员社会资源,促成社会合作;可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多样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牵线搭桥,助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然而,囿于机制与体制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社会组织与合作机制等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阻滞性障碍,突出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缺失;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机制不畅等。而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与合作机制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

地方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多中心治理作为一条政府改造的路径,可以深入推进改革、建设有效政府,引入市场机制、提升管理成效,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多元合作,为新时期创新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借鉴。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模式及机制建构——以温州多中心治理模式为例

温州的第三部门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资源在社会治理中与政府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的态势,形成了温州特色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对温州模式的剖析具有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机制构建的典型意义:在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只能采取合作主义模式,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其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我国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探析——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

随着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各种跨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并开始突破原有行政管理体系中的组织边界,科层体制中分割、僵化、碎片化的管理愈发显得僵化和难以适应。整体性治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跨界性与政府管理"碎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有力地回应,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将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长宁区的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模式和实现路径,并对这一模式进行评价和展望。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性

作为判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重要标准的协同性，既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属性，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和达成善治目标的重要途径。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协同性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既要通过民主建设增强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又要以法治手段保障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加强治理体系协同性的关键和突破口则在于构建多中心主体的国家治理结构，妥善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尊重彼此治理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三者的新型协同互动。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第三部门与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的特征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治理理论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制约与依赖关系,而第三部门不但可以促进社会资本重建,也能成为政府治理与社会资本的中介,因此,要不断发展第三部门,丰富社会资本,达到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     

新媒介环境变迁视域下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

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依赖于社会信息的传播范式及其过程,必须深刻认识网络新兴媒体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动,根据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加强和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一方面是由于新兴媒介环境形成了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和信息沟通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中事件信息传播相对闭塞、影响范围有限的封闭环境,直接引发了政府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从政府媒介治理的视角上分析,政府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执政经验还不足,对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信息的调控和引导还不适应,执政能力有待创新和提高。因此,必须进行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管理创新。新媒体环境下政府管理创新的适应路径要把握好新媒体的三个要素,相应地从三个方面来推进和加强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满足和适应新时期社会和谐治理的需要。     

社会管理创新: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以温江区永宁镇社会管理创新为例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土地流转和农民流动,这些变化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的就业方式、自主能力和公共需求都发生了变化,进而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发生变革。成都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区县开始创新村社治理机制,温江区永宁镇在村社治理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本文系统总结了永宁镇多元治理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分析了这一实践的绩效与限度,并就以善治为旨归的多元参与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建议。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管理中的协同治理：从理论反思到现实观照——基于珠海社会管理“先行先试”经验的思考

多中心治理和社会资本理论是社会管理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珠海市在社会管理协同治理方面的经验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有意的借鉴。     

县域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云南省S 市所属 3县为中心的考察

县域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创新县域社会治理。对云南省S市所属3个县的调查证明：只有在服务型政府原则下改革县域政府的机构与职能,增强县域政府的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以两委会为中心的社区组织,让社区组织充分自治,民众充分参与社区内各类重要事务的决策,表达自己的不同利益诉求,才能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与纠纷的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