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倡导研究

竞争倡导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实施的除执法以外所有改善竞争环境的行为，具有促进和补充反垄断执法、推进竞争政策有效实施和推动竞争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反垄断执法针对私人限制竞争，竞争倡导关注政府干预限制竞争的风险，故所倡导的竞争应围绕干预的适当性、主导权及期望实现的目标来界定。分析各国竞争倡导的制度路径，借鉴其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诉求，我国竞争倡导制度构建的重点在于引入立法优先咨询制度、推动准入管制的放松、逐步缩减反垄断除外适用范围、健全对管制的竞争评估、帮助企业进行合规制度建设，以形成多样化的倡导工具。     

威慑理论与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的完善——法经济学的研究进路

反垄断罚款制度以威慑为主要目标。在威慑理论指导下,反垄断罚款可以基于获利或损害而设定。为实现有效威慑目标,各国不断革新反垄断罚款制度,普遍提高了反垄断罚款的严厉程度。而宽恕政策的实施则提升了执法机关发现并惩罚违法行为的概率,进一步改进了罚款制度的威慑效果。我国反垄断法仅对罚款制度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呈现出罚款不够严厉、适用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反垄断罚款的威慑力大打折扣。我国应制定统一的罚款指南,改变罚款的计算方式,明确罚款的计算步骤和裁量因素,同时完善宽恕政策,以显著改善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的威慑效果。     

平台企业的双重面向及反垄断监管因应——兼论我国“守门人”制度的构建

作为反垄断监管的对象，平台企业基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建立了自治秩序，赋能或辅助反垄断监管；但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形成、维持、强化又致使其脱离了反垄断监管，出现“大而管不了”的问题。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宽松化，造成平台经济领域中“破坏式创新”理论失能、市场自我修复机制失灵、传统反垄断监管工具失效，市场竞争出现严重失序；其他司法辖区试图以“守门人”制度监管平台企业，但这种严苛监管引发创新弱化的隐忧，其局限性亦是显而易见。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应确立“反垄断合规指引+反垄断法威慑”的路径，一方面，突出反垄断合规指引的价值，通过倡导性规范引导、激励平台企业实现自我监管；另一方面，强调反垄断法的规则底线，通过严厉责罚威慑平台企业实现他律监管。     

论平台垄断的合规治理

反垄断事前监管、事后执法等外部管控式治理模式无法有力回应“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平台垄断治理时代命题，亟需引入新的治理模式。与反垄断事前监管关注市场结构、事后执法关注平台行为不同，合规治理关注平台本体、重视平台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秉持主体本位的反垄断观，合规治理主张从外部管控转向内部自治，从惩罚威慑转向激励引导，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在三重治理逻辑的指引下，合规治理规则的本土建构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引导平台建立以垄断风险识别、评估、提示以及控制为中心的合规内控机制，事前防范垄断风险；二是在合规治理体系中嵌入双向合规治理激励机制，增强平台落实合规治理的动力。合规治理也具有局限性，合规治理本质上属于平台自我监管，为避免合规治理异化，应强化对平台垄断合规治理的外部监督。     

论反垄断执法协商的程序约束

反垄断执法协商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的制度安排。对反垄断执法协商进行程序约束有利于保障相对人参与、防止反垄断执法权滥用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执法协商程序约束的基本要求是保持协商进程的透明性、程序参与的充分性和纠纷处置的有效性。我国《反垄断法》确立了经营者承诺制度,但该制度存在披露规则缺失、程序参与缺乏保障、纠纷解决程序不明等不足。为了完善我国反垄断执法承诺制度,我国应当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承诺评论制度,同时健全纠纷解决机制。     

浅析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必须有高度专业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执法机构保证其实施,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都有着很高的规格和权威。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模式,具有中国的特色,但不能回避的是其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努力解决完善才能达到建立一个专业、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来保障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立法目标。     

经营者承诺制度在技术标准化反垄断中的适用

技术标准化垄断归根结底是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问题,我国反垄断执法对其多是处以行政罚款,必要专利的许可价格最终仍由专利权人确定.经营者承诺制度作为反垄断执法中一项重要的和解制度,可以在反垄断调查初期,促使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纠正其违法行为,减轻或消除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在自愿基础上对标准实施者授予合理的许可价格,并避免了漫长的调查及侵权诉讼带来的成本损失,是一种高效、低成本解决垄断纠纷的制度.因而,经营者承诺制度适用到技术标准化反垄断中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在明确技术标准化垄断行为属于经营者承诺制度的适用范围基础上,从经营者承诺制度的提起主体、申请时间、经营者承诺后的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审查标准、强化对承诺内容的监督以及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对该制度适用于技术标准化反垄断的具体程序加以完善,将有力地推动技术标准的顺利实施.     

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

起源于美国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逐渐被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所接受,并被作为处理企业犯罪案件的重要方式。目前,这一制度可以分为检察官自由裁量与司法审查这两种模式,并以企业建立合规机制作为适用的前提,以企业完善合规计划作为协议的重要内容,还容纳了企业在重建合规体系方面接受全程监控的机制。尽管在正当性上存在较大争议,但暂缓起诉协议制度符合"各方利益兼得"的基本原理,可以发挥替代刑事处罚的报应和威慑功能,并使检察机关参与到公司合规治理中来,促进了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我国在推动企业合规体系建设过程中,有必要考虑确立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合规激励机制。     

美国反垄断法间接购买者原则研究

美国反垄断法间接购买者原则一方面是强调反垄断法的威慑功能,促进潜在原反垄断诉讼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损害赔偿分配的复杂性。但间接购买者原则忽略了反垄断法的赔偿功能,真正的受害人可能得不到赔偿。虽然对间接购买者原则的争议不断,但该原则并没有被推翻,各级法院只是对该原则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与适用。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在反垄断诉讼中建立合理的原告认定制度。     

竞争合规——以规制卡特尔为核心

卡特尔是公认的对市场竞争影响最为恶劣垄断行为。有效规制卡特尔除了加强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的威慑水平外,通过制度设计使企业产生自愿服从的内生性动机是一种新思路和新途径,这就需要将竞争政策融入公司治理,在企业内部建立竞争合规制度。     

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完善

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法的支柱,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章"、"现代企业的制度基石"的反垄断法的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一个科学、权威、独立的执法机构,本文将在重点分析《反垄断法》中执法机构"双层架构"方案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相关规定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确立与完善的道路。     

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竞争理念问题——基于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与瑞安航空并购爱尔兰航空案的比较分析

反垄断执法机构必须具备明确的竞争理念,其中反垄断案件的裁决文本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竞争理念表达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与瑞安航空并购爱尔兰航空案的裁决文本的比较研究,探究二者在文本篇幅、裁决内容、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的差异,提出明确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竞争理念的基本思路。     

行政机关推进合规管理的三种方式

相对于企业自主性合规而言,企业在行政机关推动下所实施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目前,行政机关推进企业合规管理的方式主要有行政合规指导、行政合规强制和行政合规激励等三种方式。其中,行政机关通过发布合规指引等方式为企业合规管理提供指导,已经得到普遍的推行,但还存在着缺乏针对性、缺少有效合规标准以及没有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行政合规强制制度在一些特定领域中得到初步适用,但还存在碎片化和分散化的问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合规强制机制。行政合规激励机制尽管在证券、反垄断等监督领域得到建立,但适用案例较少,所包含的“以合规换取宽大处理”的制度特征并不明显。未来,根据“预防性监管”和“协商性监管”的理念,在法律中注入更多行政合规指导、强制和激励的制度因素,为行政机关推进企业合规管理提供更大授权和更大空间,这将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法律课题。     

国家反垄断局的设置及其功能优化路径

国家反垄断局的设置标志着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行政科层结构中政治地位的升格，但是如何能够实现期待的制度功能仍有待观察。内嵌于行政科层结构的执法机构承载着执法效率、合法权威和资源争取等制度功能的合理期待。过去的“分立”机构在这些功能实现的层面表现不佳，改革后的“合一”机构在执法效率方面有所增益。但是，由内设的司局级机构主导的垄断行为规制仍然面临科层结构塑造的多任务“隐性竞争”情境。因此，为补偿其他“强激励”工作的“挤出效应”,应通过升格机构的政治地位来赋予更多执法资源。除却外在政治条件的支持，国家反垄断局还应继续在反垄断委员会职能行使、执法能力建设以及激励机制设置等层面对内部工作机制予以合理设计，以满足执法制度功能的期待要求。     

反垄断法承诺制度适用的程序控制

在反垄断法执法中引入承诺制度固然能显著提高执法效率,但承诺制度的替代性、灵活性特征决定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反垄断法的其他价值为代价来获得执法效率提升的。为此,对承诺制度的适用予以法律控制成为必需。相比实体控制的不易操作、难以固定化,各国立法与实践普遍采用程序方式来控制承诺制适用可能带来的风险。以承诺制度的适用阶段为标准,程序控制的内容基本可分为"先决程序"、"操作程序"与"后续程序"三个方面,这些内容在反垄断执法经验相对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大同小异。我国《反垄断法》也规定了"经营者承诺制度",但各类程序性控制机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反垄断法》实施逐渐深入的背景下,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著作权内在利益平衡机制与反垄断法的介入——美国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制度的启示

反垄断与保护知识产权均仅是实现其共同目标的手段,其本身并非最终制度目的。就著作权法律制度而言,这体现在其应当建立完善的内在利益平衡机制,从"护权——限权"两个角度对著作权既加以保护、又防止其滥用。在这方面,美国的DPRSR制度堪称典范,我国与之对应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却有待完善。著作权内在利益平衡机制一旦失灵,根据其失灵的情形,可能产生不同的损害。其中对于可能产生竞争损害的,在必要条件下,反垄执法机构应当及时介入,保护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不受著作权滥用行为的损害,保障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共同目标的实现。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已经颁行,但是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规定仍存有缺陷。美、德、日三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分析我国现阶段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其在指导思想、权责范围、法律依据和机构独立性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完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首先需确立指导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其次要从组织上和职权上合理设计,赋予执法机构独立的权力,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     

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与举报人保护制度之构建——澳大利亚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传统的法人犯罪惩治机制建立在单一的刑罚威慑框架之下,其以膨胀刑法条文、严峻刑罚为主要手段,未能有效遏制日益突出的法人犯罪问题。基于对单一国家规制模式的反思,国外出现了以赋予合规计划诉讼及量刑意义为具体手段、旨在提升法人组织自主犯罪预防效率的各类立法与司法实践。企业法人组织是否依据其自身文化、所处行业及销售规模等“个性”因素,设计并执行一套用以鼓励成员个体对企业犯罪事实积极予以披露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是鉴别具体合规计划是否有效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通过对“合规计划”这一概念中的规范与社会性要素加以描述与强调,由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企业治理委员会制定的《企业治理原则与最佳操作指引》提升了合规计划妥善保护与激励举报人的整体能力,为我国法人犯罪治理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     

论数字平台的合规监管

作为回应平台监管挑战的制度方案,合规监管在政策立法和执法实践中都愈发重要。合规监管是由自我监管(企业的合规管理)和后设监管(监管机构对企业自我监管的监管)构成的二阶治理模式。合规监管契合了数字平台的独特性及其对监管提出的敏捷性、预防性、统合性和合作回应性等新要求,可以作为常态化监管的有效制度安排。在方法论上,借助回应性监管理论,合规监管在数字平台监管领域的运用可以采取监管工具金字塔与监管策略金字塔、第三方外部监督机制、对数字守门员的重点监管等制度方案,以实现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目标。     

有效合规管理的两种模式

自我国监管部门引入合规监管方式以来,有效合规管理大体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的制度模式。其中,日常性合规管理是企业在行政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以预防相关合规风险为主要出发点,建立常态化的合规管理体系;合规整改则是企业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压力下,或在国际组织采取制裁措施的情况下,以减轻处罚或者取消制裁为目标,针对业已暴露的违法、违规或犯罪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合规整改措施。在确保企业有效防控合规风险方面,这两种合规管理模式各有其制度结构和公司治理功能,也存在着各自的优劣得失。在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建构方面,这两种模式既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相互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