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判中关于新的证据的理解与适用

本文试对民事审判中新的证据进行界定 ,对新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举证期限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将新的证据与“准新的证据”、新证据进行了比较分析 ,力图丰富新的证据的内涵 ,正确运用新的证据。     

试论"新的证据"——对《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的理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以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4条对《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规定的“新的证据”界定为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新的证据”应作为再审提起的理由。对“新的证据”的认定应由审判庭进行认定。我国应对再审制度进一步完善,以使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有章可循。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

不同诉讼领域的非法证据有共性也有个性。行政诉讼证据作为一种复查证据 ,与刑事、民事诉讼证据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按广义与狭义层面的划分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应界定为广义的理解 ;根据“非法”性的不同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另外 ,“毒树之果”证据 ,“警察圈套”取得的证据 ,以及通过其它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 ,在行政诉讼领域原则上均应视为非法证据。     

论“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事由是相统一的,并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列为第一种条件,但规定对“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应如何把握与运用未作任何限制。通过本文的拟写共同探索“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的适用。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的梳理——之（一）是什么？为什么？

对“非法证据”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谓的“非法证据”，应在狭义上理解，即指执法、司法官员经由非法程序或使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热议，首因是其被寄寓了遏制非法取证的厚望。对非法证据排除之遏制非法取证功能的质疑，在我国缺乏力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独立承担起防止错案的重任，防止错案也不是其当然功能。     

刍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证据法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证据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审判阶段适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区别于其他诉讼阶段国家专门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刑事司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审判阶段为中心设定的证据法规则,检察机关审查证据的司法行为也将受到其制约.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理解何谓“给审判案件的法官制定的游戏规则”,是检察机关正确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证行为威慑作用的前提;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浅议提起民事再审程序的证据条件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或“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 ,除了在第 179条第 (一 )、(二 )项对上述两条作了原则性规定外 ,没有任何关于何谓“主要证据不足”、何谓“新证据”的具体解释。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对“新证据”作出了解释 ,但也没有统一新证据的认定标准和适用规则。为了避免当事人滥用再审申请权 ,立法上应对何谓“新证据”和“主要证据不足”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解释 ,以保障生效判决的既判力 ,维护法律的威严     

也谈走出证据概念的误区

用“根据”来定义“证据”有循环定义之憾，最好还是用“事实”来定义。事实也是中性的概念，其中立性源于事实的客观性。对证据客观性的理解应该具有两个方面：证据材料的物质属性和证据事实反映案件事实客体的联系性。司法证据应该具有求真的价值取向。深入研究证据，应该区分证据事实、证据材料等下位概念。证据材料是证据事实的载体。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使其在判决和定案阶段的材料还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据事实本身。证据事实具有认知性，并不等于客观的案件事实。诉讼证据的法律性，使法律证据的主观性更加明显。辨析证据概念，应该具有批判的学术精神。     

毒品案件中口供等言词证据的收集及运用

毒品案件审理过程中各类言词证据的收集,既要反对“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更不能片面地理解“零口供”,只有全面的掌握案件事实,运用辩证的逻辑推理,才能使言词证据成为认定毒品案件的可靠手段。即:做好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口供)的讯问笔录;全面收集证人证言;对查获的毒品交专门机构做出定性鉴定结论;言词证据应由实物证据来检验;严禁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侦查、检察机关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英芙法系国家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标准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学术界有客观真实、主观真实、法律真实和系统标准等不同主张，现行立法上确定的是比较抽象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具体适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实体事实、程序事实的证据，而且应当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排除刑事责任等方面的事实和证据理解和适用。     

浅议“可视为新的证据”制度及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

2008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审监程序司法解释,提出了＂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然而＂,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条件及应用与再审＂新证据＂近似却存在着不同,容易混同,故本文拟通过对二者概念、特征及条件进行比较与分辨,结合民行检察工作实践,就该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达到更好的认识这一新的制度,完善我国民行检察工作的目的。     

侦查工作模式的与时俱进

随着诉讼理念、刑事犯罪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们的侦查工作模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侦查机关及其人员必须转变诉讼价值观念，正确分析当代刑事犯罪趋势，加强刑侦业务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和使用刑事科学技术，建立专业化的侦查队伍，以便侦查工作模式实现由先抓人一再取供一后取证转向先取证一再取供一后抓人；由“依赖人证”转向“重视物证”；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进攻；由粗分工转向细分工。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美国证据法上的配偶证言特免权——以特莱默案为中心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特免权做了比较概括的规定，而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任何特免权规则。在美国普通法的背景下，几个重要判决对配偶证言特免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证据法中配偶证言特免权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参考的依据，有利于证据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及探讨，有助于我国相关证据规则的建立。     

在实践中创新“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载体

贯彻落实好“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会工作方针，是实现新形势下工会目标任务的基本保证。“组织起来”是前提和基础，“切实维权”是目的。在工会组织比较健全完善的条件下，就要重点研究解决好“切实维权”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提出的“维权办实事”主题活动就是一种结合实际贯彻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有效工作载体。     

计算机取证相关问题研究——现场动态分析，获取“易挥发”数字证据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现场中运行正处于运行状态的计算机大多采用“二步式”取证的方式来搜集数字证据,这种方式虽然保障了数字证据的原始性和证明力,但无形之中造成了存储在RAM中的“易挥发”数据以及其他形式的潜在数字证据的丢失。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这些“易挥发数据”可以为案件的侦破提供重要线索和潜在的数字证据,因此通过对侦查人员的专业培训,实现“易挥发数据”的现场动态分析获取和合理保全无疑对数字案件侦查取证意义重大。     

抢夺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实践检讨

抢夺罪是最常见的侵害财产罪名之一,学术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并未有太大分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抢夺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增加了"孕妇"、"病人"等特殊保护对象,保留了"数额较大"等定罪标准但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数额,并增加了"导致他人自杀"这一"严重情节",引入了"被害人谅解"制度。最新的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全部明确解释现存问题,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论“六小龄童”诉蓝港在线侵犯“孙悟空”形象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人物形象的侵权已经拓展到网络游戏中。"六小龄童"认为游戏公司侵犯其表演者权、肖像权和商标权。就表演者权而言,"六小龄童"无法拿出足够证据证明"孙悟空"形象的唯一指向性,即普通民众看见"孙悟空"形象即认为是"六小龄童"。就肖像权而言,"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是非人形象,与其本人肖像相差太多。就商标权而言,如果游戏形象与商标相同或类似,则可以构成侵权。     

关于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思考

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是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大陆和台湾分别提出过“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中央对地方”、“两党”、“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定位模式,但都没有为大陆和台湾所共同接受。“胡六点”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提出了新的主张。根据“胡六点”的观点,可以采取将政治关系定位“议题化”和“阶段化”的方式,通过大陆和台湾阶段性的谈判协商,解决政治关系定位问题。根据大陆和台湾关系发展的现状,“两岸”是现阶段政治定位模式的最佳选择。“两岸”模式为大陆和台湾当前的政治关系破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将为结束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对立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     

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工作的要求及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也加大了对犯罪的打击。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辩护制度的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与规则的完善等方面对侦查工作造成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侦查工作人权保障要求更加严格，侦查行为要求更加规范，取证环节要求更加精细，工作过程要求更加科学。侦查部门应当从树立现代侦查法治理念，强化人权、程序、证据意识；转变传统办案模式，合理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做好案件质量审查，加强侦查自我监督；创新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的应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