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静说的美学之旅

“虚静”说本为先秦道家哲学观点 ,在中国古代就有其丰富的哲学意蕴和美学内涵。当援用到艺术创作领域后 ,贯穿于艺术创作始终。从道家的体道方式中超脱出来 ,到“虚静空明”的体用方式和“以资谈美”的自觉方式 ,再到“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 ,展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创作理论、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论中国诗学中的缘事说

缘事说是中国气派的文论瑰宝,但一直被文论史所掩埋。＂事＂是言说或书写的能指,缘情和言志只有在＂事＂的观照下才能合情合理。缘事而发不仅是文学和诗学生成规律,而且也是整个上层建筑生成的普遍规律。对中国古文论缘事说发掘考辨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可说”与“不可说”：庄子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比较研究

庄子和维特根斯坦都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为立足点,强调语言既提供言说的便利,又禁锢对世界的终极表达。庄子之＂道＂,最高的境界是＂不可说＂;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主旨是通过＂可说＂来显示＂不可说＂。从比较视阈看,庄子和维特根斯坦因各自所处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两者有关＂可说＂、＂不可说＂的哲学观在起缘、具体内涵和最终解脱方式等诸方面既有融通又有分流。     

简论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是思辨的学说,＂觉解＂和＂意义＂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以＂理＂为核心的共相说是其形而上学理论基础。这种人生境界说将人生境界划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强调要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就要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它突出理性、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突出公利、强调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等观点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它仍存在一些偏颇。     

袁枚个性思想对性灵说的影响

袁宏道和袁枚是“性灵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都崇尚独抒性灵,但前者强调任情而发,后者有着鲜明的诗艺追求,主张诗文贵曲,独出灵机,对艺术表现方法进行了许多总结探索,使诗艺追求成为他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都是由他的个性思想决定的。     

庄子艺术精神与西方游戏说——兼谈原始岩画中朴素的"天人合一"观

庄子的艺术精神是落实到绘画上的中国艺术精神的精髓。它所蕴含的合于自然、合于道的天人合一观与原始岩画中朴素的“天人合一”观相通。从东西方哲学与美学的交流中可以发现,庄子的艺术精神对西方人文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勿庸置疑。人文主义美学中的“游戏说”——本真游戏,原始岩画艺术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庄子的“游”这三者同样追求一种主客相忘的本真状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它们达到了统一。     

浅析伽达默尔“游戏说”对康德“游戏说”的继承与超越

伽达默尔的"游戏说"与康德的"游戏说"颇有渊源,但以实质内容论,其独创内容多于继承部分。"游戏说"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确立了"游戏"在游戏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将西方源远流长的主观论美学彻底颠覆。     

李贽童心说与晚明文学的转型

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时代,李贽是这个时代文学与文化转型的轴心人物,其《童心说》为晚明思想之自由及文学文化之转型建立了一种无人替代的参照体系。正是李贽那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和嬉笑怒骂的文风,才把中国几千年来奉为＂至圣＂的＂偶像＂文人所谓的＂仁义道德＂批驳得体无完肤,也因此为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开了先河。明代文学的后续学派在李贽＂童心说＂＂离经叛道＂思想影响下,产生了诸多＂变通＂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变通＂和务实的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甚至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准备。     

王国维“境界”说新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是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总结,具有极高的美学理论价值。但学术界在讨论“境界”说形成的依据时,往往把它与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扯到一起,从而把“境界”说看成是西方美学影响下的产物。笔者不同意这种流行的说法,特撰此文,略申管见,不妥之处,恳请专家指正。     

门子的“说”与“不说”

门子自然是《红楼梦》中的那个门子。门子的“说”，自然是指贾雨村在断“薛蟠打死冯渊”一案时，他对贾雨村所说的那番话，致使贾雨村“一改初衷”，胡乱地判了“葫芦案”。而门子的“不说”，则是指他保持沉默，对一切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柘荣说“柘”

我发现闽东柘荣人民对＂柘荣＂的＂柘＂字推崇备至,已经升华到了一种＂文化自觉＂的高度了：开个酒家,美其名日＂柘一家＂;整点臭豆腐坊,也称之为＂柘一味＂;出一款新茶,赶快注册＂柘一红”。似乎以“柘”字做文章，人能成、事能发、商标能驰名似的。但是，“柘”字毕竟不通俗，红遍中国的“反串”歌王李玉刚在北京献演时，就自作主张将“潭柘寺”唱成“潭拓寺”（做乡是北京》），全场歌迷依然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还是一位在首都师范大学就读的柘荣人在网上登高一呼，很严肃地指出了问题所在，歌迷们才不依不饶，发出了一片嘘声。     

桑塔格和马尔库塞“新感性”之异同

桑塔格和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思想曾经是文艺学美学的热点,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撰文对之进行阐述。但将二者放在一起比较研究,至今未有。此二人之＂新感性＂都重视感性和艺术,差别在于对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存有不同。明辨二者＂新感性＂思想之异同,对于我国文艺学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艾青的诗美学

艾青活跃在中国诗坛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他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最多、经验最丰富而又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早在四十多年前,艾青就在他著名的《诗论》中说过:“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艾青的整个诗歌创作的胜利,当然也是他的美学的胜利。他的诗,是他的美学主张的实践。他关于诗的美学主张,他的诗美学,则是他的丰富的创作经验的结晶和升华。那么,他的诗美学,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     

论贾谊的“道德说”与“性命”论——兼论贾谊以“理”为本对儒学的重构

贾谊的《道德说》素称难解,他以＂道德说＂为纲领建立起来的＂性命＂论也少有人系统研究。贾谊之＂道＂与＂德＂均有双层内涵：其最高层次的＂道＂是＂物＂之存在的运动过程,是＂治乱存亡＂的所以然之迹。其最高层次的＂德＂则是＂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之＂理＂,是儒学化了的真正的＂形上＂本体。＂道＂、＂德＂、＂物＂的这种关系,不仅把老子的道本论置换成了理本论,而且开了中国儒学理本论的先河。贾谊以＂道德＂说建构的＂性命＂论,表达了＂命＂虽可认识而不可尽知的定命论思想。政治追求遇挫后,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定命论又转变为悲观主义的委命论。由于贾谊的＂道＂论遗落了老子＂道＂的＂自然＂价值,故不能为他的委命论提供哲学保证。贾谊的哭泣至死就与他这种悲观主义的生命情怀有关。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辞达”说论

自孔子提出“辞达”说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在“辞达”说大厦的构建过程中,孔子奠其基石,苏轼扩其堂庑,而其后人增其陈设,各有建树,各有贡献。三者中,苏轼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其勾连前后、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是无人可以比肩和替代的。对于孔子,他的不甚“辞达”的“辞者达而已矣”的幽默,是一个极富启发意义的智者的幽默;对于苏轼,他是一个慧者,他竖起的“辞达”说里程碑,分明闪耀着慧者的光辉。     

试析荀子“化性起伪”说蕴涵的道德与政治的矛盾

在荀子看来,＂化性起伪＂产生了人与人之间道德善恶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儒家所倡导的贵族等级礼制的道德基础。因而从政治上看,贵族等级礼制的本质就是对恶的克制,是善者对恶者的统治,政治与道德是相统一的。但是,由于荀子用政治原则规范道德范畴,忽视了道德的独立性,因而从道德的角度看,荀子的政治原则并不能真正实现善者对恶者的统治,其理想政治制度也不能实现最理想的道德境界。因此,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存在着政治与道德的逻辑矛盾。     

“意境”钩沉

＂意境＂作为中国所独有的传统文论和美学范畴,从其萌芽、发展而至成熟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其中受老庄哲学,典型农业经济和多元文化冲突的影响较深。实践性、兼容性、历史性是＂意境＂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美学品格。     

“好人”“好官”崔继军

＂他才42岁,不应该离我们而去,唯一的原由是,他太累了,需要休息＂,这是福建省建阳市的百姓说的。市委书记说：＂如果我们不安排那么多工作给他做,他就不会……＂市长说：＂如果那天我不通知他参加下午项目签约,     

说修“传”

《朱镕基真话实录》出版了,里面一则资料很有趣。有人要为他写传,他就给人家写信说：＂我必须明确表态,千万不要这么做。国事艰难,舆论纷杂,飞短流长,诚惶诚恐。如再授人以柄,树碑立传,罪不可逭（huan,逃避）。     

“美在关系”说初探

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优秀的启蒙思想家、近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者、美学家狄德罗(1713—1784年)在1750年为《百科全书》撰著了一条作样本用的专文——《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的研究》(亦题名为《美论》)。他在这篇精心构思的美学论著中,不仅提出了一个在西方美学史上,堪与古希腊的“美是和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