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重点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在肯定这一机制建立的正当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内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范围、有权移交行政证据的主体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可能造成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导致侦查活动前置,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划清侦查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界限,严格行政证据的审查标准,加强对辩护方权利的保护。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重点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在肯定这一机制建立的正当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内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范围、有权移交行政证据的主体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可能造成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导致侦查活动前置,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划清侦查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界限,严格行政证据的审查标准,加强对辩护方权利的保护。     

论搜查制度司法审查原则

侦查期间的搜查是指侦查机关为发现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对嫌疑人以及可隐藏犯罪证据或嫌疑人的其他人的身体、物品和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搜索、查看的一种侦查行为.①搜查是各国的侦查机关最常用的侦查取证手段,但它本身也具有人身侵犯性.例如,对物品的搜查和扣押直接妨碍了持有人对物品使用权的实现,对住宅的搜查侵犯了公民的居住安宁权,人身检查不仅侵犯了公民的隐私,②甚至会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和生命健康权.③随着技术侦查能力的提升,辅之以高科技的搜查行为具有更严重的人身侵犯性以及更高的隐秘性.④因此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中对搜查行为均规定了审查原则.     

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的完善——从中美搜查与扣押制度比较研究谈起

在刑事法治方面,搜查与扣押问题是继刑讯逼供、高逮捕及羁押率之后我国刑事法治人权保护所面临的第三大障碍.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搜查与扣押权的行使常存在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我国在搜查与扣押证、令的审批、搜查与扣押的时间、搜查与扣押的手段、搜查与扣押的内容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存在纰漏.而美国在宪法及刑事立法方面的相关经验值得研究与借鉴.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应予完善:首先,在《宪法》《刑事诉讼法》层面规制搜查与扣押权利;其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再次,对以往搜查证及其申请的范式内容进行变革,搜查证及其申请必须详细描述搜查对象的特征;第四,对搜查与扣押时间加以规制,并在法定的搜查方式与范围基础上丰富搜查的方法;最后,侦查人员在搜查时需要进行扣押的,可根据搜查证中的具体描述予以扣押,不需另行申请扣押令.     

论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

电子证据是指以其储存的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程序等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纪录。随着网络犯罪的增多,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问题日益突出。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此又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理论界的相关探讨也比较少。本文从讨论电子证据的法律性质入手,着重对电子证据搜查、扣押的对象和范围、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及协助义务、电子邮件的搜查、扣押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并能对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证据保管链制度研究

证据保管链制度要求建立自侦查阶段收集证据至审判阶段将证据提交法庭的完整记录体系;除少数例外情形,所有接触证据的人员都必须出庭作证。这一制度对规范侦查、起诉人员收集、运输、保管证据等行为,协助法官和辩护方审查判断证据的真伪,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要求对证据的收集进行记录,而不要求对证据的运输、保管、鉴定等也进行记录,更不要求接触证据的人员出庭作证;这对保障实物证据的证明力极为不利。我国在未来立法时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建立系统的证据保管链制度。     

对侦查机关实施强制性处分的司法审查

侦查机关实施的强制性处分 ,是指侦查机关采用的强制措施和为了顺利获取证据所使用的带有强制性的方法、手段等。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实施强制性处分主要包括三类 :强制性侦查行为 ,包括强制检查人身、搜查、扣押等等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 ,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 ;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的技术侦查手段或称为秘侦手段。从联合国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英、美、德、日、意等国的立法规定看 ,对侦查机关实施的强制性处分 ,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审查 :1 通过实行令状主义进行事前审查 ;2 对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作出强制性处…     

调取证据应该成为一项独立的侦查取证措施吗?-调取证据措施正当性批判

我国侦查实践中的调取证据是一项独立的、具备干预性的强制处分措施。调取证据措施之所以具有上述性质，与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误读密切相关。这种误读违背体系解释，有违法明确性原则，不利证据排除。应将现有的调取证据措施整合进扣押措施，使之成为提出命令式的扣押，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平衡查明事实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对扣押措施的运用做出相应的限制。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其所指的是实物证据而非言词证据,应包括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这些证据材料欲成为定案证据,需经过关联性、客观性和可采性的审查,尤其是证据的鉴真审查。判断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程序的合法性,应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程序适用不同标准,审慎适用排除规则,对由此带来的侦查机关通过行政机关"借壳"取证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警惕。     

试论预防搜查权的滥用现象

证搜查制度的本质就是司法授权侦查机关干预基本权利,以司法令状的形式来行使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功能.我国现行立法中也存在搜查证制度,但我国的有证搜查制度中搜查主体与搜查批准主体均为侦查机关,因此签发搜查证的程序并不具有司法审查的属性,也无法达到制约搜查权的目的.     

论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确认了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法律地位,同时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表明了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所收集的证据必须符合证据裁判原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不难预见,在今后监察委员会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中,遇到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可能会越来越多。为积极应对这一突出问题,本文就监察调查中排除非法证据的现实意义、法律适用、非法言词证据及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进行阐述,进而提出有效应对举措,确保监察调查取得的证据符合刑事诉讼证据标准,实现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美国加密数据的强制性披露

随着加密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为了达到反取证目的,通常会给自己的电子设备加密。在美国,执法机构要搜查加密设备,将面临来自宪法第四修正案和技术限制两方面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通常执法机构会通过传票强制被告披露密码或提交解密数据,但这又引出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特权问题。要同时解决宪法第四与第五修正案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将传唤解密数据与限制数据提交范围相结合。然而,一旦被告拒绝传唤,拒不提交解密数据,就有可能导致控诉失败。因此,有必要实施额外的法律机制,以弥补这一法律缺陷。     

技术与法律双重视野下的电子证据搜查扣押——以“肉食者”系统引发的争议为例

相对于传统的物证、书证而言,电子证据是一种纯粹的技术产物。对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支持。＂肉食者＂系统在美国所引起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计算机技术发展与法律规范之间的一种冲突,而＂肉食者＂系统的开发本身即是计算机技术在法律规范约束之下的结果。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规律与法律稳定性的考虑,对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可以采取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双重约束的模式,即通过法律规范约束来保证搜查、扣押的合法性,通过技术规范的约束可以保证搜查、扣押所得电子证据的客观性。     

简析行政复议机关的被告地位问题

行政复议机关能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已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理论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完全肯定说与完全否定说均有明显不妥,而折中说相对而言较为合理但也还有弊端,可以考虑修改相关法条.     

论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

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是被告在侵权诉讼中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与作为被告防御方式之一种的抗辩完全不同。抗辩事由是阻却法律效果发生的消极构成要件要素。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具有独立性、派生性与例外性。如果狭义构成要件涉及复杂的权衡过程,则无法从中派生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抗辩事由。由此决定,外来原因虽在无过错责任中存在较为广泛的适用空间,但在过错责任中不构成独立的抗辩事由。     

公诉变更问题研究——以刑事诉因变更制度为视角

刑事诉因变更制度具有制约起诉变更权、限定审判对象和保障辩护权的重要意义.我国现行制度框架内,对公诉变更问题中存在的指控事实和指控罪名随意变更问题,不仅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制,而且有剥夺刑事被告人基本防御权之虞.英美和日本的诉因变更制度中对公诉和审判权行使范围的限制和对被告人防御权的保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公安机关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中遇到的问题研究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改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部的诉讼制度,对公安机关执法产生了重大影响。2014年广东省警察协会成立了调研组,就公安机关贯彻落实新刑诉一年多来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主要存在犯罪嫌疑人翻供拒供案例明显增加,审讯工作难度增大;证据意识薄弱,执法办案不规范;警察难以适应出庭作证的要求,素质有待提高;涉案财物管理薄弱,物证保存困难;精神病人犯罪现象突出,强制措施难以落实;徐辉案效应不容忽视,存在翻案压力等问题,且成因也较为复杂。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主动适应,不断提高办案工作规范化,进一步推进新刑诉法的实施。     

从判决书看缓刑的适用

刑事司法政策、缓刑制度功能、刑法条文规定、犯罪案件类型及被告人自身情况等都是影响缓刑适用的因素。从判决书反映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基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故意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缓刑适用率都相对较高,财产类犯罪案件则较少适用。在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主要存在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不准,缓刑监督考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可以考虑从这两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forensic challenges

A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have become more affordable, their popularity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and commercial organisations has seen significant growth in recent years. Whilst remaining a device for both the hobbyist and aircraft-enthusiast to enjoy, they are now also used for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such as law enforcement surveillance, agricultural maintenance, acquiring specialist movie and sports event footage along with search and seizure activities. Conversely, despite maintaining many legitimate uses, there are also increasing media reports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echnology being abused, ranging from physical assaults due to negligent flights to breaches of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Air Navigation Regulations, requiring a forensic analysis of these devic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chain of event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troductory discussion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nalysis and provides the results of a digital forensic investigation of a test Parrot Bebop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Directions for the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evice's internal storage are provided along with an interpretation of on-board flight data, captured media and operating system. Further, as the device can be controlled via Android and iOS devices using the application FreeFlight3, forensic analysis of these devices is also presented. Results showed the ability to recover flight data from both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nd controller handsets along with captured media, however problems exist with establishing the definitive owner of the device, particularly if a user had abandoned it at the scene of a cr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