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日本民主党政权下日美同盟调整的背景及动向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日关同盟关系随之产生变化，日美在一系列双边及多边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分歧和斗争，日美同盟之所以呈现出斗争的态势是基于日美双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考量，同时日美在应对共同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彼此拉近和合作的一面。未来，日美同盟仍将继续发展，影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地区合作进程。     

日本海上通道安保政策的强化及其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高度重视海上通道安全保障。近年来,随着日本对中国海权发展关切上升、美国安全保护伞可信度下降、海上通道安全对日本重要性上升、日本积极谋求大国地位等背景性因素的发展,日本从海权同盟塑造、海洋规则构建、能力建设、地缘布局、互联互通建设等方面入手,对其海上通道安保政策进一步强化。日本安保能力与防卫地域拓展亦随之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对印太地区海洋安全形势、"一带一路"建设等将产生一定影响。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政治多极化 趋势的增强, 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 生物, 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 相反却日益强化, 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 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 用, 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 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 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 的发展进程。因此, 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 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 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 挥建设性作用, 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关于美日、美韩同盟的几点思考

正目前,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美日、美韩同盟呈现出三个新的变化,即同盟展开"三扩",即扩边、扩容、扩功。扩边,指的是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同时,谋求推进三边互动。扩容,指的是在强化同盟传统军事内涵的同时,为同盟注入新的、非传统安全内容。扩功,指的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美日、美韩同盟在功能上进行拓展。美日、美韩同盟诞生于冷战最初的岁月,至今已经运行六十余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都是我们思考东北亚安全战略时不折不扣的硬结构。因此,我们需要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对美日、美     

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

冷战后日本从战略上开始逐步介入南海地区,设法借助美日同盟和地区其他力量,插手南海地区安全事务,不断强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其目的是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牵制中国的发展,并在限制中国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亚的影响力.     

东亚安全形势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

东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日本刻意渲染东亚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保政策进行战后以来的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重构国家安保顶层设计;调整防卫理念,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战后专守防卫政策;调整对外安保关系,加强日美安保同盟,构筑地区多层安保框架等。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重塑与加强自身防卫的同时,打造出战后以来日本最具危险性的政军体制,使日本成为东亚安全中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不利于中日安全互信的建立,复杂和恶化了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东亚本就存在的安全困境更为恶化。最后,使日美同盟从防御/威慑的内向型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的外向型同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在加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干涉与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自主性与主导性,日本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又前进了一步,最终将破坏日美同盟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升级与扩展:日美同盟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透视

南海问题已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大国安全互动的热点之一。在中美两国围绕南海问题进行复杂较量和博弈的同时,日本也在积极谋划和设计对南海问题的战略介入,这无疑会使本已复杂的南海局势更为复杂。有鉴于此,本文以日美两国推进对南海问题的战略参与为切入点,分析了日美同盟战略升级和战略扩展的基本趋向,阐释了日本对南海问题积极参与的战略动因,并结合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践,对日美合作的未来态势进行了前瞻与预判。日本积极介入南海安全博弈既是其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结果,也是迎合美国再平衡战略而转变日美安全合作方式的具体措施,其目标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机制,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崛起,塑造和重构一个有利于日本的安全秩序与战略空间。     

去霸权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新型海权的时代趋势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一种海洋叙事。海洋叙事是塑造海洋秩序与海权及捍卫海洋权益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海洋叙事一直较为式微,特别是中国海权在世界海洋叙事体系内常常处于被西方海权"代表"的状态。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对历史性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及其在海洋领域的发展,叙述着一种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与新型海洋秩序,是海权从垄断走向共享、从传统走向新型的分水岭。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中国海权的发展趋向是有别于传统海权的新型海权,是一种去霸权化的治海权,而非零和式海洋霸权。由于传统海权的惯性以及美国海洋霸权的主导,新型海权及其观念若要形成普适性共识,尚面临诸多挑战,但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必将成为未来海权的时代趋势。     

日本新安保法对日美同盟的双重影响

日本新安保法是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制度依据,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同时,也对日美同盟的走向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新安保法为增扩日美同盟的行动范围和功能提供法律支撑,使其成为落实日美安全战略理念的平台和亚太安全网络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日美因各自战略利益及对国际安全干预的成本承受能力等不同,两国在同盟框架内出现错位和互不协调。新安保法可能会在盟国、国民和地区他国三个层面削弱日美同盟的依托基础。日本新安保法无益于地区安全,也无助于维护地区势力均衡,却可能会成为地区冲突的推进器。     

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解读日美军事同盟的新趋势及日本的战略意图

近年来日美军事同盟出现的新变化是深化和细化军事合作的具体事项,“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日美同盟的发展趋势是“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日美同盟今后的作用是“共同保卫日本”、“共同应对周边事态”,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日本加强日美同盟的战略意图是利用日美军事同盟,确保日本安全;依赖日美军事同盟,遏制地区危机;依靠日美军事同盟,管理国际安全。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其行为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日本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强调从未松懈过;另一方面,日本在政策实践时又表现出主动迎合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的特征。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是日本试图同时兼顾提升同盟内部自主性与维护同盟关系的结果。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作为美日同盟中的弱势一方始终都对同盟的不对称性心存不满,因而提升自身在同盟中的自主性动机也始终存在。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强化自身政治大国的诉求日趋强烈,而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则为日本提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会。从国际体系层面上看,东亚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美日同盟的主题由经济向安全与政治回归;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该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中美两极"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制了日本在美日同盟外部提升自主性的空间,迫使其不得不通过在美日同盟内部谋求自主性的提高来扩大国际影响力,其基本策略是在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和巩固同盟关系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同时,彰显自身在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和"主观诉求",从而实现借助维护同盟关系来有限度地提升自主性的基本目标。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不断凸显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其与美国霸权利益的捆绑,这反过来又使它自己在东亚地区陷入更加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美日“历史和解”经历了长期渐进过程,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程以长期同盟关系下双方民意和解为主要基础,以强化美日同盟为主要现实动因.美日双方共同推进了没有道歉的“历史和解”.各自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美日“不道义的平等性”,是双方不能相互“道歉”的主要根源.“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为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并将进一步削弱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基础.美日“历史和解”还有利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开一个关键缺口,削弱对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制约力量.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小泉执政后日本外交的变化

小泉政府借反恐之机, 在外交上进行了一些大胆的举措:制定一系列派兵法案, 强化日美同盟, 行使 “集体自卫权”, 出台了新《防卫计划大纲》, 并且努力争取“入常”等。同时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实行强硬的对外政 策, 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小泉外交给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增加了该地区 的不确定性。研究和分析小泉外交之特点与趋势, 对于如何建立东亚安全机制以及中日外交今后的发展都有较强 的现实意义。     

论中印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中国是东亚地缘政治板块的主体国家,而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主体国家。两国在陆地接壤,但并不是海上邻国。然而近年来随着海洋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印度"东向"政策实施的加速以及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利益的增加,中印之间开始产生海权矛盾。南海这个世界海洋热点地区在中印海权矛盾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有影响双边关系的趋势。     

特朗普治下的美日同盟关系及其未来走向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其调整变化对于地区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孤立主义、少边主义、交易主义等特点,美日同盟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尽管仍不明确,但其对美日同盟的倚重不会改变。美日同盟走向将深受地缘政治、中国因素、防务分担、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美日同盟关系仍然紧密,但并非线性发展,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军费分摊问题在特朗普上台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建构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框架

本文概述中国东亚战略的历史演变,指出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创立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并巩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东亚秩序。中国东亚秩序战略应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奉行开放地区主义、坚持共同利益路径、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适时推进地区制度建设、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保持战略耐心。本文强调,中国应深刻理解和顺应东亚一体化的基本路径选择,也要同时实现自身的观念创新、路径创新,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诸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推行基于开放地区主义思路下的新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成为东亚秩序的积极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