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事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侦查讯问作为一项侦查措施,在刑事诉讼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特殊的诉讼制度构造及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使得其对犯罪嫌疑人的非法讯问现象多有发生,近些年的一些重大错案的发生均源于不正当的讯问。讯问是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中用以获取犯罪证据或其他涉案线索,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肯定讯问正当性的同时,以程序规范刑事侦查讯问制度应成为当前改革刑事讯问制度的必由之路。     

电子游戏的形象权问题研究 以美国的司法实践为视角

电子游戏中使用真人形象作为虚拟角色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涉嫌构成对形象权的侵犯。特别在美国,近几年出现许多判例,美国法院在面对该问题时,排除"主导性目的"标准和Rogers标准,而适用"转化性"标准来判断涉案电子游戏是否侵犯形象权。这一标准的适用与美国对于形象权正当性基础的态度存在直接的关系,然而,是否承认脱离于禁止仿冒原理的形象权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应谨慎对待形象权的正当性基础,原则上将其控制在禁止仿冒原理之下,电子游戏中的角色在我国应不倾向于被认定侵犯形象权。     

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兼评乔尔·范伯格的限制自由原则

我国近些年的刑事立法缺少界定犯罪化正当性的基本立法原则。对刑事立法者而言,首先需要依据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保证国家正当地通过刑法禁止某个行为。在假定自由有限的前提下,美国法哲学家乔尔·范伯格在其著作《刑法的道德界限》中重新阐释了以损害原则为首的一系列限制自由原则,成为英美法语境中对犯罪化界限的经典表述。范伯格在方法上回避对法哲学抽象问题的讨论,按照如孙斯坦所说的"未完全理论化"的方法展开论述,体现了后现代法学的多元主义立场。他归纳的这些限制自由原则适应了多元价值时代的需求,对我国刑事立法确立基本立法原则,摆脱现存的随意性和被动性等问题以及防止过度犯罪化等具有现实意义。     

人权保障视野中讯问方法的合法运用

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收集证据的重要途径在其方法上受到人权保障原则的制约,讯问方法的运用因此不得不面临人权保障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目标冲突。讯问合法性的实质标准在于保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但纯粹的、彻底的自愿供述不可能是讯问合法性的绝对标准。为兼顾人权保障与侦查效率,我们既要确立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也要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并允许运用可能对供述自愿性构成轻微损害的讯问方法。     

论讯问谋略的使用界限

在侦讯活动中,讯问谋略已被许多国家的司法界采用,并在侦讯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确侦讯问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讯问谋略中,我国法律将欺骗、威胁、引诱等行为确定为非法讯问方式,其获得的证词将会被排除。本文认为,必须掌握讯问谋略的使用界限,才能最终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原则。     

著作权保护期限标准的审视与重构

著作权的两类权利主体(自然人和非自然人)获得保护的正当性理由不同,相应的保护期限也应根据不同的标准确立。回顾著作权法的发展历史,二者没有被清晰区分。以自然人作者保护为前提发展而来的"照顾理论"是大部分国家现行时间标准的正当性理由。信息社会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和制度设计都有了深刻变革,要实现公平正义目标,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应当重构:一方面,非自然人权利主体作品不应也不宜直接适用原有根据自然人作者设计的保护期限,而应根据"激励理论"参考专利法确定固定保护期;另一方面,应当审视"照顾理论"在现有背景下的合理性,对自然人作品建议采用原则上以作者生命为限结合最低保护期限的标准。现有保护期限都应缩短,在受国际条约所限该目标短期难以达成的现状下,可以调整著作权保护宽度,采用相对宽松的合理使用制度。     

船舶扣押的正当性探讨

从正当性视角出发,以当事船扣押和姊妹船扣押为研究对象,分析立法和司法在船舶扣押程序中与正当性相关联的因素,指出船舶扣押程序存在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提出船舶扣押的正当性标准.对禁止重复扣押之立法正当性进行解析,并对允许重复扣船的三种情形进行正当性考察,提出判断其是否具备正当性的三个标准.     

“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宪政监督

应明确"法不禁止皆自由"的构成要素,包括禁止"什么"、"谁"自由、"何种"自由,理论前提;其局限性包括"禁止"的验证标准模糊和不确定性,"禁止"应具有程序性或形式性,自由存在内在权利界限,外在环境限制等。借助利益、价值分析的价值衡量工具,探讨"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宪法地位,建议以其弥补宪法监督原则不足,建议在司法审查中明确"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则地位、冲突条款的裁量规则和方法。建议行政许可设置的必要性标准要素与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要素,分析行政许可决定与法律、行政合同的效力冲突问题,讨论行政许可类硬法与软法之法理配置和理性选择规则。     

侦查讯问权的正当性及其制约机制

侦查讯问在侦查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功效.基于权力立场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制度却在侦查实践中一直失败,而从权利的立场构建的遏制侦查讯问权滥用制度也在实践中总是失灵.在追问侦查讯问正当性过程中发现,只有分解侦查讯问权形成"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以及借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对权力"的抑制机制,才能使侦查讯问权得以正当地运行.     

横向垄断协议法律适用的误读与澄清——评“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垄断案”

"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垄断案"在横向垄断协议应当采用何种分析规则,以及如何证明横向垄断协议的正当性方面都存在疑问。通过对当然违法原则、合理原则的理论梳理可以看到,法院错误地理解了垄断协议的规制方式。而在对垄断协议的正当性证明中,法院的判决理由则忽略了横向限制竞争协议成立的市场条件,缺乏对相关重要因素的分析。同时,法院将避免过度竞争作为公共利益的理由亦缺乏合理性。     

关于检察机关不应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法理分析

尽管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案件具有结案时间快、胜诉率高的积极作用,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具有环境公益性质"的民事诉讼,其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检察机关若作为该类诉讼的原告,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将打破民事诉讼角色分配格局、制约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原则运用、弱化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违背民事诉讼原被告地位平等原则.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存在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缺失.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若干问题研究——以实证调查为视角

以疲劳讯问和以威胁的方法取得的口供应当排除,以严重引诱、欺骗手段和违反重要程序性规定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排除。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在立法上的双重表述存在缺陷,应当修改为"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单一标准。在程序问题上,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应引入听证机制,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应以庭审排除为原则、审前会议排除为例外。     

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判断

正刑事诉讼活动中,若首次供述确系通过非法方法获得,那么对于后续阶段合法状态下取得的内容基本一致的重复供述是否具有可采性?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中长期存在争论,《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对此应采用裁量排除的原则,以前次非法讯问与后续重复供述的密切程度为标准,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考量讯问时间间隔、讯问人员、地点的变动、前次讯问的违法程度等因素,作出妥当的判断。在     

保险法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作为保险合同解释中的一项特殊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对于削弱保险人在合同中的优势地位以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该原则的适用过程中,学者们对其合理性不断提出质疑,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之正当性进行分析检讨。     

浅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设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本文通过论证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刑事诉讼原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明确了其内涵、重要作用和意义,提出我国应设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结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分析其设立的利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修改建议。     

再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我国《宪法》关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一条原则规范而不是规则规范,对该条款应作政策性原则解释。该规定实际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土地国有化历史事实与现实的确认,城市土地国有化在中国具有其历史的必然与正当性。同时,应在时空效力上明确其规范意义,以划清国家所有土地与集体所有土地的界限,避免在城市化进程中将集体所有土地随意变为国家所有而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     

美国法律和法院对警察讯问精神折磨的规制

如何有效禁止侦查讯问中精神折磨的使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在美国,讯问中警察使用精神折磨的现象也是现实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缘于侦查讯问本身的秘密性、封闭性特征,也与警察不当使用讯问技巧有关。美国立法者和联邦最高法院以供述自愿性为基础,以"明知"与"明智"的要求作为程序性保障,试图规制乃至禁绝精神折磨的讯问方式。这样的法律规制方式,对于我国消灭侦查讯问中的非肉体刑讯现象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论欺骗性讯问的法律界定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严禁以欺骗的讯问方法来收集证据。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侦查活动的对抗性,使得欺骗性侦查谋略在整个侦查活动中的运用成为一种必要,因此,侦查讯问应该对欺骗性讯问具有一定的容忍度。本文认为,根据我国国情,一旦对侦查讯问中的欺骗手段提出容忍条件,将不利于非法讯问的有效控制,而应从欺骗性讯问的法律界限入手,对侦查讯问中的欺骗性讯问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对刑诉法第43条之反思

有相当一部分讯问策略带有欺骗、威胁、引诱的性质,立法上不应对其一律加以禁止。并非所有的欺骗、威胁、引诱的讯问策略都损害了正当性,也并非所有的欺骗、威胁、引诱的讯问策略都会导致虚假口供,即这些讯问策略有一定的道德许容性,因此,对其应当加以甄别,只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公德、可能导致虚假口供的讯问策略予以禁止。     

庭审中宣读被告人供述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在出庭实践中,公诉人采取用被告人以前的供述来驳斥其翻供的办法却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被告人供述作为刑诉法明确规定的七种证据中的一种,应在法庭审理的举证阶段宣读,而不能在讯问阶段予以宣读。如果要在讯问阶段宣读,基于法官指挥审判的原则,应先征得审判长的许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被告人供述固然是证据的一种,但公诉人在讯问阶段宣读其供述,并非是作为证据向法庭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