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权力视角下的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路径研究——一个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

本文在拓展卢克斯"权力维度"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政治域中的主观博弈模型和不同域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来探讨公共行政模式演化的一般路径,并通过分析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路径背后政府与公民及官僚两两博弈,得出权力维度背后公共行政模式演化的一般规律:随着政治域中政府与公民及官僚间内在博弈规则的改变和不同域中共时性关联和历时性关联的演化,政府对公民及官僚权力维度将向纵深化发展。最后,提出了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规律的几个命题及其对我国行政模式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适配与嬗变:整体性治理中国化的行政伦理忖度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滋生并呈现出激化态势,我国正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以解决当前困境。整体性治理作为西方社会新兴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其所倡导的责任意识、注重公民需求导向的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策略对我国政府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将整体性治理理论本土化必须考虑到本国国情,尤其是在行政伦理层面,包括与传统政治文化、制度体系现状、发展前景的适配性考量以及相应的嬗变路径研析。     

整体性政府与大部门体制:行政改革的理念辨析

在对传统官僚体制进行反思及变革的过程中,整体性政府和大部门体制作为两种不同的政府运行模式,对行政改革提出了各自的理念、价值与发展路径。本文探寻了整体性政府所追求的整体性价值、协同的组织结构、跨部门的工作机制,进而分析了大部门体制的内部化的逻辑。从两种理念的内在机理对其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在当前行政改革中应注重行政职能的转变、强调整体性文化和价值的塑造、完善沟通协调机制,更好地促进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进展。     

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

在世界范围内 ,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度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主要由于公共行政思想在本土化、行政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过程中的偏差而引发的。治理我国公共行政的危机主要包括完善官僚体制、推进政府“合法化”和推行“法治之治”等路径     

项目制与服务型政府转型：制度演化中的异化北大核心CSSCI

项目制可谓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国家治理形式,然而目前对项目制的讨论均忽视了服务型政府转型,而这也就无法清晰看到政府行为逻辑在制度演化中的异化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1995-2006年转型因子的实证研究发现,官僚自利主导了服务型政府转型,具体而言则包括政治晋升、财政激励和权力扩张。官僚自利导致了政府转型的异化,由服务型政府物化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主导的整体性政府变革逐渐为技术性治理所替代,这是项目制兴起的根源,也是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变革所遵循的"双轨制"逻辑的根源。因而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项目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就本文研究结论而言,项目制运作应当慎用。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加强政治架构中的常规性制度治理对于促进国家转型具有根本性意义。     

我国电力行业整体性监管：分析与举措

政府治理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兴起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思潮,它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合作及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治理已成为当代政府治理的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本文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背景,详述了其一般概念和核心特征,并利用该理论,对我国电力监管进行了分析,以解决当前我国电力监管问题。     

电子政府与政府治理范式创新

电子政府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政府治理范式,改变着行政组织结构、 行政业务流程、行政权力结构。信息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特点在于:无缝隙的政府治理、以公众为中 心的政府治理、交互性的政府过程、“一站式”政府服务。建构电子政府的治理范式必须从国家统治向政府 治理转变、创新公共服务程序、建构电子政府绩效评估系统。     

治理:社会管理的理念与制度创新

治理是指对传统官僚统治和精英政治的超越,强调多方力量合作共治。治理是社会管理的理念创新:以一套涵盖政府与非政府力量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重建管理过程和网络,实现社会团结。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方式合作化、权力运作协商化。     

西方政府治理图式差异较析

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这四种治理图式共同演绎了西方政府治理图式的嬗变逻辑,共同绘就了西方政府治理图式的演变轨迹,并呈现出自身特质和明显差异。综合来看,整体性治理以其独特视角、全新理念和完整框架强力回应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诉求,必将成为"21世纪的大型理论"和西方政府治理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向。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国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探析——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

随着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各种跨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并开始突破原有行政管理体系中的组织边界,科层体制中分割、僵化、碎片化的管理愈发显得僵化和难以适应。整体性治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跨界性与政府管理"碎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有力地回应,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将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长宁区的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模式和实现路径,并对这一模式进行评价和展望。     

地方政策再创新的策略类型及生成机理——基于从“河长制”到“X长制”演化过程的追踪分析

“河长制”在实现跨治理主体“空间扩散”的同时，亦实现了跨治理场景的“理念外溢”，催生出湾长制、林长制及多长合一等“X长制”样态。研究发现，“X长制”生成过程可由以“目标+工具”为内核的“政策再创新”概念进行表达，其本质是政策源创新的核心理念作为有效治理工具，在多维治理场景中持续外溢并达成特定治理目标的过程。根据场景目标的复杂性和工具选择的多样性，可将其划分为单域移植、原域优化、跨域组合及全域整合四类样态。作为一种政策再生产的主动性建构策略，政策再创新遵循“目标建构-工具选择-场景创设”的一般过程路径，其异质性政策内容演化结果受“争先”与“求异”双重逻辑驱动。概言之，政策再创新的多重衍生路径勾绘出地方政策再生产的繁荣图景，但其中潜藏的创新内卷及治理负荷过载等现象亦值得警惕。     

参与式互动：第三部门在政府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后工业社会中,官僚制政府面临双重困境:一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造成政府管理绩效下降:二是社会力量的成长直接影响着公共权力的治理边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运动在西方典型国家相继展开,并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虽然各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不尽相同,但在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影响下,重视并尊重社会力量,给予社会力量合理的发展空间,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第三部门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第三部门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政府自身的再造和重塑,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升级.     

我国政府预算的碎片化现状及其整体性治理策略研究

政府预算治理是政府财政治理的核心。目前,我国政府预算治理模式正处于由＂前预算时代＂向＂预算时代＂转型过程中,政府预算改革面临着权力碎片化、功能碎片化、制度碎片化及信息碎片化等现象,需要将整体性治理作为分析工具,对权力、功能、制度和信息进行协调与整合,实现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     

项目制: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与逻辑

基于近年来我国各地社会治理实践,从项目制的视角解释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项目制模式具有目标的有限性、组织的灵活性、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周期短和"发包—抓包"的制度链接等特征;其实践逻辑包括:既突破了政府、社会及市场的边界,推动政府从经济企业家到社会企业家的身份转型,又将"一刀切"的制度规范转化为本地化、多样化的创新实践,实现了跨部门协同治理。尽管如此,项目制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也存在着社会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地方政府的寻租腐败、政府的碎片化治理行为、项目制供给"最后一公里"等问题。因此,唯有合理配置项目资源、建立有限政府、实行整体性治理以及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和方法,才能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绩效。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公共支柱形式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由网络沟通所构成的社会交往框架的变化导致了虚拟社群的出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在技术的推进中逐渐萌芽、成长。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带来了主权、合法性、权威等与政府治理紧密相关的政治生活基本维度的嬗变，进而从如下方面引致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多中心协商机制的发展、官僚制行政原则的解构与民主制行政原则的应用、政府过程的虚拟化、网络极端主义治理机制的发展以及国际治理结构的变化。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