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部分证明责任,但它不是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一种证明其可能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认为证明责任应当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一观点是片面的,也与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不相符合.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但证明责任包括证明有罪的责任和证明无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被告方仍要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局部责任,这在许多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普遍认可的实践。我国对此应予以借鉴,它符合诉讼合理主义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即刑事政策、证明难易、诉讼效率。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依据

证明责任分担依据决定着各诉讼主体对证明责任的承担,并决定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在刑事诉讼中,传统理论对证明责任分担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诉讼法领域中进行.事实上,我们从世界各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现状中可以看到,控方一般只对犯罪本体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对排除犯罪成立的要件包括"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则由辩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上述分配实际上根源于实体法领域犯罪构成的推定机能,正是这种推定机能使得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了合理地分配.     

正当防卫之司法证明浅析——以一起案件为切入点

从正当防卫的法律意义上来看,控方应该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辩方的证明责任是相对的,控方的证明责任是绝对的。在具体的司法证明过程中,根据案件证据的具体情况,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转移。辩方承担正当防卫的"程序启动"的证明责任,控方则最终承担正当防卫实质上的证明责任。     

刑事举证责任中明确被告人提供证据责任的思考

目前我国的刑事举证责任 ,无论是提供证据责任还是证明责任主要都是在于控方。纵观各国立法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 ,应承担一部分提供证据的责任。     

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移转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原则上应由司法机关承担,但随着诉讼的进展,在特定的条件下,局部的证明责任将由司法机关移转至被控有罪的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转移的规定适用于被告人辩解其不在犯罪现场或不具有作案时间等八种情况.     

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还是被告方承担,可以从刑事推定的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的差异以及价值权衡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得出我国刑事抗辩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的结论。     

涉罪居间交易毒品行为的定性与证明

针对涉罪居间交易毒品行为的定性问题,公安司法机关通过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逐步提出了“设置判定要素、分类定性处理、控方负责证明”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意见。但是,有关意见的要求不仅是毒品犯罪现状下侦控方难以完成的任务,还在刑法理论上不合理地突破了运输毒品罪、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并进一步在诉讼程序方面造成了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混乱。面对国内严峻的毒情形势,对涉罪居间交易毒品行为应当采取从严的刑事司法政策,合理确定证明对象,科学设置证明责任。现阶段应当先由被告人提供合理线索,再由控方履行有关证明责任;出台新的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将有关情节的证明责任交由辩方承担;如果国内毒情形势没有明显好转,可考虑对居间交易毒品行为一律以贩卖毒品罪或运输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论被告人如实供述——以证明责任为视角

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一直都是热议的焦点,这一义务实质上表明我国刑诉法要求被追诉者承担举证或者证明责任,与被告人无证明责任相矛盾,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刑讯逼供等严重危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诉讼公正,也不利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因此我国应当全面推行无罪推定原则,取消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义务,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并设立新的制度规则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拆迁补偿争议和解的困境与出路

蕴涵平等、民主、自由和契约理念的和解制度在拆迁补偿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引入，对于有效化解拆迁矛盾和纠纷，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拆迁补偿争议和解制度之有效运行尚面临行政价值观念错位、行政和解体系和制度缺失、拆迁补偿争议和解自身制度不完善、房屋拆迁制度设计不合理、相关配套制度滞后等诸多困境。为此，应在转变行政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以使我国拆迁补偿争议和解走出困境，有效运行。特别是要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法》，改革完善房屋拆迁制度。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解决当前执法问题务求"四个必须"

当前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改变执法作风、规范执法行为,务求"四个必须".     

诱惑侦查的界定

诱惑侦查作为侦查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目前在我国尚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频频使用,并由此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因而实践中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构成要素,即诱惑侦查主体、内容以及客体三方面重新进行认定,重构诱惑侦查,以使诱惑侦查在实践操作中更具规范性、正当性,并为其立法构建提供合理的依据。     

对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的思考

党群关系,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共产党人必须尊重人民,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和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法律运行过程纵向的动态展开——以习惯法为例的宏观考察

法律运行过程纵向的动态展开,是在法律运行过程横向的动态展开基础上的一种历时性的动态展开。文章通过对古今中外国家法律对前法律因素——习惯——吸纳情况的宏观的历史考察,证明法律运行过程受到前法律因素的极大影响:当现行法律重视对前法律因素习惯的吸纳并取得了较好效果的时候,现行法律社会化就会得到前法律社会化的支持,法律运行过程就顺畅;反之,法律运行过程就不畅甚至严重受阻;说明了国家主义法律运行观的局限性和不足。     

论合同"有效"与"生效"的界分

合同"成立、生效"的两分法遗漏了"合同有效"的独立层态,因此也造成了某些具体合同制度中的矛盾难题。合同的"有效"和"生效"相互独立、不能等同,不能相互包容、吸收或替代。"有效"是指合同符合合法法律行为的三要件,它是法律对合同的肯定性判断,"生效"是指合同中权利义务开始运行的层态,属于事实判断。已经"有效"的合同不一定已经"生效",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即例子,此外,已经"生效"的合同不一定"有效",可撤销可变更合同是为其例。     

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科学管理”之道

生活与管理往往贯通着相同的哲理，学管理不仅要在课堂上，也应该从生活中领悟。一位普通出租车司机从自身实践中形成的时间成本意识、换位思考方式和强调主观态度的观点恰恰也是管理者所需要的，远远超出了行业领域的界线，上升到了管理哲学的高度，给各级管理者以有益的启示。     

中国临时仲裁制度的具体设计

中国是否需要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已论战多时。本文从临时仲裁具体设计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临时仲裁在中国实施的若干设想,以期为临时仲裁的施行作有益的探讨。     

地铁安全与公众参与

地铁作为现代化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地铁虽然带给大家便利,但是随着国家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各国国内复杂的治安状况,地铁不再安静如初。由于地铁安全问题有着鲜明的“公共性”,于是要求我们在制定任何地铁安全方案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公众参与对决策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世界地铁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阐释了公众参与的意义和原则,途径和措施以及公众参与过程中的权利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