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古代修辞学与法学论证技术之关系

近年来,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本身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不过,随着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深入,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有关"法学方法论"或"法律方法论"的译名之争,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厘定等等,均困扰着当下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们。当然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这门学问在中国的推展是有价值的。然而,笔者的注意力并未放在上述问题之讨论上,笔者关心的问题     

再论法律解释学

本文通过对法律解释学与概念法学、法社会学、价值法学、解释学法学、立法学关系的揭示,旨在厘清法律解释学的概念及其范围。法律解释学是一个偏重方法论的学科,属于实用法学的范畴,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实践理性的法学。法律解释学把司法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建构裁判规范为己任,强调根据法律进行解释是其基本方法,但它并不否认其他法学方法融入裁判规范。当代法律解释学承认制定法、法律价值、事物的本质、公共政策、良善风俗等都可以通过发现、论证、解释、衡量进入作为裁判规范的法律,都可以作为法官法源。法律解释学是以司法方法论为核心内容的实用法学。     

法学的科学性与“法”:以纯粹法理论为中心

凯尔森关于科学性的主张以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念为基础,即拒斥一切探讨价值的法学。这一主张首先必须通过对作为法学对象的"法"的界定加以实现,即将制定法所包含的价值因素摒弃在法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并形成属于"特殊事实命题"的"法学之法"来实现上述目的。无论是要借鉴抑或是要批判,凯尔森的此种主张对法学和法律实践的方法论研究皆助益良多。     

法学的科学性与 “法”: 以纯粹法理论为中心简

凯尔森关于科学性的主张以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念为基础，即拒斥一切探讨价值的法学。这一主张首先必须通过对作为法学对象的“法”的界定加以实现，即将制定法所包含的价值因素摒弃在法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并形成属于“特殊事实命题”的“法学之法”来实现上述目的。无论是要借鉴抑或是要批判，凯尔森的此种主张对法学和法律实践的方法论研究皆助益良多。     

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及其地位

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指的是法教义学,是对法学方法的反思和理论化.法学方法是法律人将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纠纷获得一个正当法律决定的过程中所使用或遵循的方法.法学方法具有评价性、体系性和分析性.相对于其他法学分支,法学方法论与法律实务联系得最为密切,在法学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与功能.     

法律方法与几个相关概念的比较

在我国法学研究中,法律方法、法学研究方法、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论等概念经常被混淆。文章通过比较法律方法与法学研究方法、法律方法与美国的法律方法课程、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论)等概念及其所对应的研究领域,阐明我国的法律方法研究,与世界各国法学界与法律界所关注的法律方法,都是围绕法律人实施法律的工作技艺与思想方法而展开的,重点是研究和探讨法律实施中的各种有效且有益的具体制度与思想方式,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不同于更为宏观的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论);同时,由于我国开展法律方法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与我国法律实施相关的问题,因此,我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有关法律方法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故而,又不同于美国的法律方法课程。正是在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中,展现出法律方法研究独特的价值。     

“应用法学”解析

应用法学是应用法律或适用法律的科学，具有突出的操作性、鲜明的主体性、明显的综合性及特殊的方法论特征。应用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从不同法律职业主体角度探寻各自履行职责适用法律的共性要求，以研究法律适用的基础理论、类案的统一处理、个案的指导示范为基础，建立法律适用的主体论、方法论及对象论，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应用法学学科体系．     

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述评

由于放弃了其早期持有的制定法实证主义,萨维尼关于解释对象、目标和方法的观点与其早期差异明显;法律适用过程也必须是一种“反向还原”的过程,此过程可通过“具体概念”或“类型”作为中介而得以实现。在哲学中,直观和建构始终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萨维尼的理论中,直观与建构也连接起来,法律体系由此就是一种有机的开放体系,它并非制定法规定的单纯集合,而法律制定、法律适用和法学研究也是一个直观一建构一直观的统一过程。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与概念法学的法学方法论因此存在很大的差异。     

法律逻辑研究对象新论

在新的情境下，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可做新的定位：法律逻辑学是研究法律思维的逻辑学科，是法学与逻辑学的交叉，是面向法律制度、法律实践和法律适用的应用逻辑，是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科学发展观与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

本文通过厘清法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规律,指出了应用现有法学方法论诉诸法律来解决环境问题之乏力,并认为科学发展观作为崭新的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超越,它将引发一系列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一变革反映在法哲学领域,则主要是触发了法学方法论的创新和法律生态化的趋向。     

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各个时代的法学必须针对这些现象或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或解决方案。中国法学现今的问题是:对什么是法学之“学”,尤其什么是法学的性质和立场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认识;知识生产无序化的现象;法学不能为实践提供智力支持。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的对策是:一是让法学的知识兴趣从政策定向转向司法定向;二是使法学视角返归实在法;三是法学向方法的回归。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的法学建构提供一种观照的镜鉴,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和建立法学知识标准的某种进路。我们可以对一切缺乏方法论支持的所谓学术创造提出最低限度的质疑。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论诸法学流派对法律方法的理论支援

法律方法理论不仅受规范法学理论的制约和支持,而且也受其他法学流派的制约和支持。不同法学流派所支持的具体法律方法不尽相同。如价值法学之于价值衡量、社会法学之于事实替代、规范法学之于效力识别、经济分析法学之于利益衡量、多元论法学之于法律续造等,都更容易产生支持效果。尽管不同法学流派各自支持不同的法律方法,但这不否定某一法律方法受多个法学流派理论支援的情形,也不否定一个法学流派可以支持多种法律方法的情形。     

“部门法哲学”还是“部门法理学”？

部门法理学是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间的交叉学科，不是哲学与法学间的交叉学科，部门法哲学更像法理学而不是法哲学。这两个名称的选择不存在对或者错，而是妥当与否的问题。     

全球化与法理学的变革和更新

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也必然引起法理学的理论变革与更新。本文以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观、法律人格观、法律发展观、法治观等五个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为主题 ,分析或展望全球化所可能引起的法理学的理论变革和更新。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论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

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是"实践之法理",是证成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之正当性的理据,它反映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相融合以揭示法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是"法外之理"的又一阐释。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在于辩护和证成,其价值不仅为法律人工智能提供法理解释和学理支撑,还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融合人工智能有其天然条件,探究其蕴含之法理是法律融合科技之法理的新命题,法理形式理性是辩护法律人工智能之法理的本质特征。法理之要义应在于指导人工智能理解和遵循立法及司法规律,符合法律任务的特征,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定位和发挥"辅助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