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状态安全法益的证立与刑法调适

刑法中数据和信息的保护对象混淆,是数据法益依附性和独立性学说所反映的共同性问题,也是我国数据犯罪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依据前置法指引,数据状态安全法益是指网络环境中的数字序列能够被有效保护、合法利用以及具备持续安全状态能力的一种独立利益类型,其与信息内容安全法益的概念相对,是数据法益独立性的实质体现。数据状态安全法益的确立,具有数据和信息的性质区分论、数据和信息的价值区分论、数据法益目的区分论、技术运作层面的固有区分论等多重依据。依据数据状态安全法益的指引,刑法可以从行为要素界分、行为类型增设、行为性质和结果要件等方面进行立法调整;从行为评价、入罪标准排除等方面予以司法调适。     

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

当前基于秩序、利益、自由等表述的经济刑法法益学说在认知进路上存在问题,无法形成本体和功能自洽的法益观。应当承认集体法益的独立性,立足法益二元论对经济刑法法益进行本体重塑与功能展开。它勾连宪法,是保障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外部条件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规范保护的客体。法益不是刑法独有的保护目标,仅根据法益标准难以有效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经济刑法的犯罪化应坚持保护适格的集体法益,同时更加注重合比例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补充与限制。经本体重塑的经济刑法法益兼具体系超越与体系内在功能,有助于在反思当下中国经济刑法立法与司法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刑法的立法理念与犯罪化标准,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与解释原理。     

环境刑法的法益初论——环境刑法究竟保护什么

环境刑法的法益概念．旨在说明用刑罚手段保护环境于法理上的正当性以及刑法保护环境的着眼点。由于受环境伦理学的影响，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法益的理解似有偏颇之嫌。笔者试从法益、刑法法益等基本概念入手，结合对环境价值、环境利益的再认识，对环境法益进行理论上的重述，阐明环境刑法益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论证环境行政管理秩序的价值及其法益属性，凸显其在环境刑法益中的核心地位，以期为环境犯罪的概念、特征(尤其是行政从属性特征)、实质、种类乃至环境犯罪的构成等理论的展开作一铺垫。     

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规范分析

自我国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经过了一个范围逐步扩大和立场逐步转变的过程.1997年《刑法》实施至《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期间,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是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从《刑法修正案(八)》实施至2013年《环境污染解释》颁布,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从逻辑上看虽然是环境法益,但理论上和实践中主要还是通过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得以体现.2013年《环境污染解释》的颁布更加突出了环境法益的地位,使得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向生态整体主义法益观迈进了一大步.     

生态法益与我国传统刑法的现代化

环境问题的频频爆发对现代法治提出了挑战,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因其坚持"国家一个人一社会"的三元利益结构而广受诟病.生态法益作为环境危机形势下刑法现代化应当追求的重要价值,应当成为刑法法益四元利益结构的重要部分,以满足环境刑法体系、利益结构及刑法保障属性的要求.在此前提下,应当扩展刑法保护的理念,延伸其保护对象,扩充环境犯罪类型,进而细化相应的量刑及处罚的标准.生态法益的提出给传统刑法的理念、模式带来挑战的同时,其融入也为刑法的现代化变革提供了契机.     

数据刑法保护的比较考察与体系建构

德国通过附属刑法和核心刑法所建立的二元数据刑法保护模式,在体系架构、法益定位、构成要件设置等方面具有启发意义.个人数据犯罪虽具有现象层面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但保护法益仍然是作为个体法益的个人信息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类型不宜局限在数据流转过程中的非法获取和提供,而应有条件地将犯罪产业链下游的非法使用、处理行为纳入.一般数据犯罪的应然保护法益是数据主体对一般数据的形式支配权限,以及对一般数据的私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利益.我国一般数据犯罪的罪名无法实现对上述法益的独立性、完整性、体系性保护,其存在结构错位、保护不周等问题,应从国际视角出发对相应构成要件进行完善与调整.     

论生态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地位

为了与现代社会的利益结构和刑法的基本特性相适应,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有必要确立生态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地位。要确立生态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地位,就必须首先理顺生态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排序,同时,调整我国刑法典的篇章内容,提升“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地位,并细化该罪的犯罪类别。     

法益的无限性与有限性——以计算机诈骗行为的分析为例

法益在前实定法和实定法范畴内具有不同的意涵,前实定法范畴的先法性法益属于事实性法益概念,实定法范畴的宪法性法益和后刑法法益属于规范性法益概念.事实性法益相对于规范性法益是无限的,规范性法益内部的宪法性法益相对于后刑法法益具有无限性.罪刑法定是后刑法法益有限性的界分点,字面含义是后刑法法益指导对行为构成解释的最大边界.宪法性法益定义犯罪的立法概念,后刑法法益只能定义犯罪的司法概念；计算机诈骗行为在中国刑法中不能用具有有限性但边界模糊的后刑法法益作指导进行盗窃罪的扩张解释,应该以具有无限性的宪法性法益为指导新立罪刑规范.     

论刑法目的的相对性

刑法目的究竟是保护法益还是维护规范的有效性,这一问题不能一般化地进行讨论,而应当置于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下考虑.刑法目的具有相对性,可能在法益保护和规范维护之间转换.对于处在剧烈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社会而言,权利关系不清、规范有待建构、国民规范意识薄弱的现实决定了应当将刑法目的定位于对规范的维护.稳定规范是刑法的现实目的.在权利关系明确,国民的规范意识逐步形成,社会整体高度稳定之后,刑法目的可能从规范维护转向对法益的保护.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就成为最终目的.     

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现代刑法的发展使得法益概念既包括了个人法益,也包括了集体法益.随着社会价值的变化,集体法益获得了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二者之间不再仅仅是量的区别.理论上应继续维持统一的法益概念,重新梳理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关系.在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个人法益必须处于优先的保护地位.集体法益的重要性、集体法益的独特性和提前保护的有效性,决定了刑法对集体法益予以单独保护具有必要性.刑法必须对集体法益的保护范围设定限制性门槛,防止将不重大的、不真正的、不明确的、不符合比例原则的集体利益上升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刑法采用何种犯罪构成来保护集体法益,关系到刑法的手段是否具有有效性和正当性.在保护集体法益的刑事处罚前置化的犯罪构成中,抽象危险犯是首选的犯罪类型.抽象危险犯的保护法益具有抽象性,但其法益侵害性是实际的、能够被证明的,可以通过被危险行为所影响或者改变的对象呈现出来或者被具体化；此外,通过法益概念的具体化和实质责任原则,也可以合理地解决保护法益的抽象化问题.     

日本环境刑法理论体系概要

日本学界受德国环境刑法理论和相关刑法学说的影响,在环境刑法理论,特别是环境犯罪侵犯的法益问题上,产生了各种理论观点和学说,大有在环境问题中发挥环境刑法作用的倾向.本文重点论述环境刑法的概念、分类以及其应保护的法律利益,并界定环境刑法的概念.     

环境伦理的嬗变与环境刑法的法益

环境刑法的法益是环境伦理的现实化,环境伦理思潮的变动必然会影响环境法律,从而引起环境刑法法益的变动。围绕着如何保护环境,各种环境伦理学流派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迄今为止,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人类·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先后登场并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指导思想,与此相对应,环境刑法的法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新刑法与法益侵害说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刑法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本质是侵犯法益。本文论述了法益侵害说及其与规范违反说的区别 ;论证新刑法采取了法益侵害说以及法益侵害说的合理性 ;剖析了有悖法益保护目的现象 ,并提倡全面贯彻法益侵害说。     

论我国土地刑法规范的缺陷及其完善

现行土地刑法规范存在立法目的以保护人类利益为中心,刑事法网不严密,以及个罪犯罪主体设定不合理、入罪门槛过高、司法认定困难等缺陷,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应予调整、完善。刑法应承认环境权益的独立性,并将其视为与人类利益并重的法益加以保护;还应对现有罪名的犯罪构成作相关修正。建议增设违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征收不动产罪、破坏土地质量罪等3个新罪名,以弥补刑法保护的漏洞。     

我国刑法中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之提倡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往往将行政犯的法益界定为管理秩序(制度)法益,但是对于这一法益的界定,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将其界定为抽象的行政管理秩序(制度),如此模糊的界定,使管理秩序法益日益沦为"口袋法益"。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认为所有行政法益均可以在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上升为刑事法益,加之没有区分刑法法益与规范保护目的,导致单纯的行政管理秩序混入刑法法益之中。应将前置法秩序和单纯行政管理秩序这两个行政法益从当前刑法法益中驱逐出去,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借助前置法将适格的刑法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     

教唆犯二重性说之否定——兼论教唆犯的独立性

作为教唆犯本质属性通说的二重性说,不仅在概念上存在认识偏差与逻辑悖论,且缺失立论基础与理论根据。我国立法确立了教唆犯独立性说,但教唆行为并不是教唆者所教唆之罪的犯罪实行行为,而是具有行为无价值和法益侵害性的犯罪预备行为。刑法将教唆行为纳入犯罪行为的范畴,是教唆行为本身的不正当性和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的客观特征所决定的,也是刑法为了实现行为规制、秩序维持之机能的必然要求。     

法益理论的发展源流及其启示

法益概念的产生对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法益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容。自由主义始终是法益概念的精神内核,坚持法益论就必须坚持刑法的个人主义与规范主义。基本法实现了法益概念规范性与非规范性之间的平衡,现代刑法必须强调宪法的重要作用。宪法和刑法规定是对刑法保护客体的规范限制,此外,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及实害原则也是对刑法保护客体的重要的限制原则。     

法益保护和权利保障视域中的环境犯罪立法与解释

法益保护和权利保障是刑法的客观功能,强化法益保护要求我们设立环境具体危险犯和环境过失犯,完善权利保障要求我们不设立环境抽象危险犯,慎重在环境犯罪中规定严格责任。对于环境犯罪犯罪构成的解释应当持刑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相结合的立场以在实践中协调法益保护和权利保障。     

刑法的机能:国家为什么要制定刑法?

刑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刑法与没有刑法,会存在哪些区别?这些就是刑法的机能问题。刑法机能,又称为刑法功能,是指刑法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功效与作用。关于刑法的机能,存在不同主张。二分说认为,刑法的机能分为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行为规制机能基本上只是法益保护机能的反射效果,法益保护机能主要通过行为规制机能来实现。三分说在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之外,强调行为规制机能的独立意义。在笔者看来,强调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具有必要性和独立价值,所以,刑法应该具有行为规制、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三个机能。     

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在与公共法益等同意义上使用集体法益的概念，会导致集体法益概念丧失应有的价值与讨论意义，尤其不利于解决相关争议问题；集体法益不应等同于公共法益，而应限定为累积犯所侵犯的法益。从抽象层面提出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侵害了个人法益(自由)、导致了处罚的前置化等观点，进而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持严格限制乃至否定态度，不仅可能掩盖问题的症结，而且容易形成以偏概全的结论。从集体法益的角度来说，某种状态或者条件是否属于集体法益，以及集体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应以个人法益为核心进行判断；在刑法已经对相关法益提供了全面保护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另规定对集体法益的犯罪；从累积犯的角度来说，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必须具有真实的累积效应，不能是猜想或者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