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制的主体觉性研究

中国传统儒学孟子性善论思想能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实践中提供深刻有益的启发,提高行政主体的思想道德水平。把孟子性善论思想作为行政自制理论的基础进行探究,因为该思想促进行政主体更好的进行自我控制,做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行政行为,营造良好的精神家园。据此,在实践中深化道德基础的三点具体措施,即：确立和实现行政主体的善意行政意识、完善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和提高行政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AH移民村的调查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移民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与延续，既传承了中国血缘与地缘重合的共同体传统，又呈现出时代新特征。民族地区多民族移民村落共同体建设，强化地缘意识，实现了由血缘“多元”走向地缘“一体”。文章选取AH村为研究个案，探究了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民族互嵌结构体系建设是移民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共同体精神培育是移民村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未来方向。     

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失谐与治理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和地缘性等多元复合特质。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地缘政治的变迁,边疆多民族地区出现了政治文化失谐的现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角力、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歧异、极端宗教主义与政治认同建构的背反、政治过程的无序化与民族事务的法治化的矛盾等等,构成了边疆政治文化失谐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妨害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影响因素。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在推动边疆发展的基础上,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强化国家认同|重塑政府,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推动民族政治协商,建设公民文化,为和谐政治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特征、问题及其运行风险 ——以长三角农村地区为例

我国发达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引领了全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风向,对其特征、产生机制和问题地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般而言,由于面临巨量的治理任务,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不仅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而且因为具有充足的治理资源而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总体而言,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植根于当地的社会基础之中,二者相互匹配。由于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仍然是一种强行政控制模式,其本身存在着窒息基层治理活力、导致制度空转的风险。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仍然需要不断改革创新,通过坚持分类治理的理念,推动多元共治主体的实现,通过培育治理的社会基础,推动新型社区文化的形成,通过推动三治融合,进一步健全德治、自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分析

我国的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与其他地区不同的问题,主要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执政党的建设、政府的职能转变和能力建设、决策机制、权力运行机制、基层政权建设、政治文化建设、政治稳定等重大问题。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相应地,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效也取决于这些问题解决的程度。     

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构建

在数字社会,电子化行政成为政府数字化的主要方式。但是,电子化行政在行政基本法典中的主体定位和制度构建依然是难题。电子化行政的逻辑起点包括合法性逻辑、主体性逻辑、技术治理逻辑。因此,对我国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法律构造应该从主体构造、权力构造和责任构造三个方面展开。在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时,我国应该从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责任分配制度、建立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完善涉电子行政平台诉讼制度三个方面展开。     

边疆绿色治理：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边疆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绿色治理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中的绿色要求和绿色标准,秉持绿色价值理念,进行绿色话语表达并形成绿色共识,凝聚成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动边疆经济低碳发展、政治风清气正、文化包容多样、社会健康和谐、生态绿水青山的全方位绿色化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边疆绿色治理体系由“目标—场域—主体—方式—客体—效果”等要素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耦合而成。在把握边疆绿色治理体系各要素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计由“动力—过程—创新—保障”等一系列机制构成的机制谱系,确保边疆绿色治理良性运转,进而助力实现边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立足边疆 辐射两亚

作为所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地方综合性重点大学,云南大学从自身的区位特征和资源条件出发,明确立足边疆、服务地方的学校定位,突出位于多民族地区、毗邻东南亚和南亚的独特优势,形成目标明确、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以资源优势和社会需要为导向建构学科体系、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地处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的条件,云南大学加大民族学和生态学两个特色学科的建设,使之分别跻身于全国前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研究

从功能上说,公共文化是为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形成的文化形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农村社会生产方式下,其文化主体为边疆各少数民族农村群众。建设和完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客观要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现实特点,就其发展现状来看,需要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本土资源、多元投资渠道等方面的路径创新。     

转型期建构与创新行政文化探析

行政文化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和可建构性。在转型期国家-社会力量不对称的情境下,面临社会文化建设的困境,积极提升行政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能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当前中国语境中,构建具有吸引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创新性行政文化,既是行政主体的责任,也契合行政主体的意愿和能力。     

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的思考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边疆、民族等特殊性,又具有作为社会治理重要单元的普遍性。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相对的宗教情况也比较复杂,做好宗教工作直接关系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发展,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立足阿拉善盟宗教工作实际,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认识,探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及对策分析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因遭遇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特殊性因素的影响,致使在进行边疆治理时面临财政、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诸多困难。本文认为,在充分考虑这些特殊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机制创新,落实基层政权组织的治理主体地位,激发组织运行活力,因地制宜地进行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效果。     

改善和优化重庆市行政法制环境研究

行政法制环境,是指一国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给该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或不利条件以及该国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的总和,包括该国行政管理制度、普遍的行政行为制度、行政程序、行政监督制度等。行政法制环境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公民法律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素质的综合反映,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开展和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改善和优化重庆市行政法制环境,营造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综合发展环境,成为当前和以后一段时间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大调解视野下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再思考

在我国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相较于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而言,行政调解目前处于短板地位,规范层面行政调解统一立法的缺失和认识层面相关主体行政调解意识的淡薄分别是其形式原因和实质原因。针对此,首先应当明确行政调解内含的比较价值优势,如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专业性、彻底性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然后通过提高相关主体对行政调解性质和纠纷解决功效的认识、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和建立有效的行政调解保障机制三方面举措来建构完善的行政调解制度。     

适配与嬗变:整体性治理中国化的行政伦理忖度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滋生并呈现出激化态势,我国正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以解决当前困境。整体性治理作为西方社会新兴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其所倡导的责任意识、注重公民需求导向的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策略对我国政府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将整体性治理理论本土化必须考虑到本国国情,尤其是在行政伦理层面,包括与传统政治文化、制度体系现状、发展前景的适配性考量以及相应的嬗变路径研析。     

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行政人格伦理建构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治理活动是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受行政人格支配的公务员的行为选择对整个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和示范作用。广大公务员普遍、完美的行政人格的建构,是政府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必要途径与方式之一,也是中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吕氏春秋》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绕不过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如何行使"行政权力"这个"坎"的。即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行政组织权力失范、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素质低劣,国家治理能力必定不强,必然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     

治理视阈中行政管理改革制约因素的破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行政管理改革构成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就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来看,行政管理改革的滞后已经对其他方面的改革深化构成了牵制,这种滞后主要源于行政管理体系内逐渐积累的五对矛盾的制约。从治理视阈来看,破解这五对矛盾的制约进而将行政管理改革向前推进,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相互协同":一是作为现代治理主体的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协同,二是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技术、制度与价值理念之间相互协同。     

公私文化与公共行政的成本困境

陈永森、朱武雄在《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撰文认为，行政主体对成本的忽视造成了公共行政领域的成本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行政成本不断攀升，公共行政领域的浪费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以私乱公、损公肥私的现象严重等。公共行政的成本困境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公私不分的文化传统在行政主体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     

行政文化与行政发展管见

本文从行政文化的界定出发,认为当代行政文化研究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定的论域。现代行政发展需要开展行政文化研究,特别是要关注社会政治主体的实际展现。为此需要树立"以公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以催动社会政治主体的成熟与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