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与太空安全机制新动向

近年来,太空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加速,商业航天崛起,太空拥挤加剧,太空军民融合加深。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20年发起一项名为“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太空军控新议程。该议程推出后,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将之导向一项自愿承诺禁止地基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其太空军控立场的重大转向。美国意图借“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干扰对手发展不对称反卫星手段、强化太空同盟、划定太空威慑“红线”、策应太空环境议题。“负责任外空行为”已成为太空安全机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议程,不仅因为其引发了大国间政治矛盾,还因其体现了太空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向。在新的太空安全环境下,太空军事安全和民事安全的国际机制正交叉融合发展,各机制的议程模式将更加开放、参与者更加多样、控制行为的路径更加主流。     

国际太空活动的地缘政治

国家权力的实质性内容及其表现是对重要自然地理空间的控制。随着科技的进步,太空成为人类新的地缘空间,空间技术成为21世纪的权力政治。自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紧随其后,美苏两国掀起太空争夺战,世界两极格局也扩大到太空。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背景发生深刻变化,太空格局也从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多极化格局。走向太空的国家越来越多,太空探索呈现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而各国在太空展开的博弈,实际上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在太空领域的延伸。     

“星链”对太空军控的影响北大核心

“星链”已成为新一轮太空热的亮点,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推出。这项创新给太空安全带来的直接挑战是频轨资源的短缺,更加深远的后果是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得到重新赋能、太空军民结合加深、太空意外事故导致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加剧、主权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受到挑战。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持续的背景下,太空军控形势产生多方位变化:国际社会对频轨资源治理的需求将成为太空军控的重要动力来源;军民结合将促进太空安全机制的交叉融合发展;太空实力分布的集中化将动摇各方既存利益关系;太空行为体的多样化会造成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态势;太空军控的侧重路径可能由限制器物转向控制行为。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剖析

近年,美国和苏联在太空中的军事竞赛日益激烈,双方都在建立太空战略系统。在太空中进行未来战争的阴影正在升起,这已成为当前国际上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浩渺无边的太空中角逐优势,早已开始,是美苏双方军备竞争的延续与发展。苏联在这方面投下了巨大力量,在反卫星武器上着了先鞭,正在推行建立航天站的计划,美国认为,这是对它的威胁,必须压倒对方,苏联也寸步不让,因此竞争有增无已。本文的主旨是叙述分析美国方面的决策、决定政策的原     

论当前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形势

长期以来,国际军备控制机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参与和普遍遵守,但由于种种原因,军控机制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和执行的复杂性。当前在军备控制领域,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核武器"的倡议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另一方面是朝核、伊核问题前景扑朔迷离,核武器、核材料、核技术扩散形势严峻。此时,美俄两个核大国重启核裁军进程,促使其他核国家也为核裁军、保证核安全采取积极行动,形势有了转变。联合国安理会在促进国际军控、防止核扩散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人们期待201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取得成果。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历史演进

自20世纪50年代人类开发利用太空以来,太空威慑作为美国与苏联战略博弈的手段之一就已经出现.冷战时期,太空能力的进步先是作为美国政治和技术实力的标志成为国家整体威慑战略的一部分,其后又与核威慑紧密结合,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确保生存”的威慑态势中发挥作用.冷战结束后,太空威慑逐渐与核威慑战略分离,成为独立的威慑手段.1996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太空政策》明确提出太空威慑的概念.     

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冷战以来苏联(俄罗斯)与巴西关系的演进

冷战以来苏联与巴西的关系经历了建交→断交→复交的曲折过程:1945年苏联与巴西建立了外交关系,1947年巴西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961年巴西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从有限接触迈向务实合作.苏联与巴西断绝外交关系后,双方仍偶尔发生接触,但仅局限于经贸领域.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与巴西的关系有所改善,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互利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的趋势凸显.究其原因:一是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巴西同美国的关系出现恶化;二是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巴西政府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冷战结束以后,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经历短暂挫折后恢复了与巴西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组织等领域的互信和合作,两国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迈上了新台阶.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前*

中美太空合作正在出现新动向。1979年以来,中美太空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99年,主要合作领域在商业卫星发射；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1年,主要合作领域在民用航天；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以后,中美太空对话和交流呈现出民用航天主管部门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同时进行的特点。虽然由于美国政府换届,共和党人在白宫获得执政地位,可能给过去一段时间内逐渐回暖的中美太空对话与合作再次蒙上阴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中美太空合作已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中美太空合作多聚焦于具体技术和项目,这使得美国在以往的太空交往和合作中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稳定而迅速的发展,中美在太空领域不平衡的局面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在涉及太空的众多关键领域已经构建起自己的体系,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中美太空合作中的主动性。对于未来的中美太空合作,中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项目合作或技术合作的视角,可能在更具战略意义的层面上推动美国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全球太空治理,共同为维护太空和平与安全承担起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自主武器军备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太空领域直接合作的成果却有限.美国不愿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出于多种考虑:担心敏感技术转移会促进中国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自私自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标准;与中国的合作有损其"人权卫士"声誉.但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极开展太空外交,谋求太空多极化,促使美国考虑与中国建立太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些美国人提出了中美太空合作的三种方式:在太空商业领域合作,换取中国对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支持;在诸如太空碎片缓解等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域合作;共同参加国际多边太空合作.     

美苏军控谈判及其对缓和的影响

军备控制谈判是实现军事战略的辅助手段,双方都想通过谈判加强自己,削弱对方。随着核战略的变化,美苏两国现在的核谈判政策与前有所不同。美苏均有困难,需要妥协。苏联困难相对更大,对美让步较多,同时它注意运用策略,较为灵活,设法逐项突破,美国则态度较为僵硬。如果继中导协议之后,双方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又达成协议,美苏缓和势将扩大。这次新缓和的时间可能比70年代为长。虽然如此,军控谈判的作用有限,它将改善两国关系,但不能消除双方军备竞赛由数量向质量的新发展,以及它们在各地区的争夺。对抗仍是两国关系的实质。美苏今后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共处。     

美苏裁减军备的原因和90年代发展趋向

80年代下半期,美苏军控谈判由控制军备步入裁减军备的新时期。这是战后40多年来推动美苏进行军备竞赛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90年代美苏裁减军备的势头可能会加强,但裁减有一定限度。军备竞赛将在低水平上进行。谈判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会步履艰难。     

国际军备控制向何处去?

军控与裁军始终是国际安全与战略稳定的“晴雨表”,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中期,军控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近年来,这方面却出现了一系列消极事态的发展,不但使该领域停滞不前,反而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致使国际安全和军控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和损害。究其原因主要出自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新世纪国际军控向何处去,值得人们深思。     

冷战时期苏联的石油与天然气:效能和限度——俄罗斯石油:军事战中的效能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以石油与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大国的面目出现,西伯利亚在其中起到支撑性的作用。苏联油气攻势是在欧洲两极格局形成后逐渐展开的。进入80年代,美国的油气遏制对苏联产生了很大影响。     

太空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太空治理议题涉及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太空安全以及太空安全化四大问题。太空问题的逐渐增多使得太空治理日益迫切,而太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具体规范相对不足、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等原因,造成现有太空制度陷入治理困境。新的太空制度构建需考虑太空领域的权力结构、博弈类型、议题差异等因素。分层治理模式比较契合未来太空治理,即在太空安全、安全化等议题上以大国协调为主,在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等议题上,由大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并调动中小国家积极参与。中国是太空大国,也是太空治理的重要角色,应积极参与太空治理,推动太空制度改革,促进太空和平利用。     

信息化战争的新境界——太空战

人类对太空的探索经历了认识太空、进入太空和利用太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中，人类处于探索和寻求突破太空束缚的状态。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人类发现太空在通信、导航、气象以及地质勘探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也注意到将太空技术用于情报搜集、指挥通信、武器导引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和巨大优势。因此，拥有先进太空技术的国家开始将太空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人类也进入了以控制太空为目的的新阶段。在研究如何控制太空的过程中，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军事强国提出了太空战理论，从而将争夺太空控制权的斗争具体化。     

俄美在核军控问题上的较量及走势

20世纪中叶 ,俄 (前苏联 )美为谋求实力均衡 ,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军备竞赛 ;90年代 ,两国又围绕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ＮＭＤ)问题展开激烈较量。进入 2 1世纪后 ,两个核大国的军控政策如何发展 ,特别是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上台后 ,两国军控政策走向何方 ,不仅关系到俄美两国利益 ,也关系到其它核大国和“准核国家”的安全 ,因而也让世界更加关注。一、苏美军控政策的调整变化苏美军控政策随着两国各个时期利益重点不同而不断调整 ,两国军控政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一 )苏美由战后初期相互敌视到共同维护核优势地位。二战后 ,美国…     

评奥巴马太空“新政”

本文从2010年4月奥巴马在"21世纪太空探索"会议上的讲话、同年6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及2011年1月出台的《国家安全太空战略》三份文件出发,结合美国太空政策实践,对奥巴马太空"新政"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认为,与小布什单边主义进攻性太空政策不同,奥巴马政府追求一种更加现实、更加"平衡"的太空政策。不过,奥巴马太空"新政"虽然在方式、语气上不那么好战,但确保美国太空优势和领导地位的内核并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