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确立刑事集中审理原则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确立集中审理原则,由此引发了种种弊端。我国已经具备设立集中审理原则的条件,应确立原则性的集中审理原则,并通过确立裁判者不得更换原则、建立审判程序更新制度、候补法官制度、完善刑事审判中断制度等以确保该原则的实现。     

我国刑事诉讼中受审能力规则的功能反思与制度完善

域外国家围绕受审能力的规则建构，以“恢复能力”为导向，目的在于实现正当程序，强调不能以任何形式对无受审能力的被告人进行刑事审判，并通过衔接强制治疗程序促使被告人受审能力的恢复，最大限度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我国刑事诉讼在重疾型缺席审判程序中引入受审能力标准，以“恢复审理”为导向展开制度设计，一方面在规范上引发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导致立法目的不彰。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受审能力规则，应将其与缺席审判程序剥离，逐步转向与治疗程序的衔接。需强化对受审能力的司法判断，明确司法鉴定的启动条件及标准，通过引入专家陪审员制度补强法官在司法鉴定方面的知识短缺，进一步完善以无异议为例外的鉴定人出庭制度。     

刑事被追诉人速审权之保障与救济

刑事被追诉人应当享有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即速审权。各国通常通过期间制度、集中审理和简化程序来保障速审权,在速审权受到侵犯时,通过终止诉讼、减刑抑与国家赔偿来救济。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完善的刑事被追诉人速审权保障与救济体系:明确刑事被追诉人之速审权,改革诉讼期间制度,确立集中审理原则,完善简易程序,建立速审权之救济制度。     

对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如在审判组织上,大多数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审判组织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在审判程序上,各地法院普遍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各类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比如近年来实践中就有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探索"恢复性司法"模式。但在我看来,当下包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广泛实践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是给传统的一些习惯做法贴上了"标签"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印象,本文将考察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被称作"恢复性司法"模式重在揭示这一模式是否有效的实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目标和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恢复性司法模式"的若干设想。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合理性及其完善

为建立健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制度，有效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等犯罪，新 《刑事诉讼法》增加缺席审判程序一章。针对该程序有违刑事诉讼原则和证据规则，不利于司法人权 保障以及存在诉讼价值取向失衡等质疑，可以从该程序的性质与目的、功能和价值、诉讼规则契合性 三个层面予以回应。缺席审判程序的设立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司法机关获得国际司法协助，也有利于 被告人行使程序选择权。缺席审判程序的实施具有正当性，诉讼原则也存在适用例外，价值权衡下的 “客体程序”同样能够体现司法公正。通过程序内与诉讼原则和证据规则体系的契合，以及程序外公 众参与和审判公开制度的配合，缺席审判程序将日益完善。     

论刑事缺席审判

审判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定纷止争 ,使社会关系保持一种稳定。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缺席审判 ,使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逃跑、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等情形的诉讼处于一种中止或终止状态。然而 ,诉讼中赃款、赃物的处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被告人财产刑的判决都无法实现。因此 ,有必要设计科学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 ,以保证刑事审判全方位地发挥作用。     

强制辩护制度之类型化分析与本土化实践 ——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切入点

强制辩护制度是国家对特定范围内的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保障,主要针对"经济困难""量刑标准""行为能力缺陷""缺席审判""简易程序"五种情况而设.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落实强制辩护制度,可以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增强被追诉人的协商能力,弥补检察官客观义务之局限,巩固"对抗+审判"的诉讼结构,以及防范协商性事实错误.认罪认罚案件中强制辩护的实现应以值班律师为主体,强化值班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职能定位,明确值班律师享有会见权、阅卷权等基本权利,允许值班律师转换为委托辩护人或法律援助辩护指定律师.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是一项保障刑事被追诉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和公平审判的制度。律师的失职行为侵害了被追诉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此时需要无效辩护制度来承载救济被追诉人权利的功能,美国判断无效辩护的标准兼顾了律师自主辩护与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后,有必要引入无效辩护制度。     

我国民事答辩制度现状分析及完善建议——以提高审判效率为目标的探讨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对被告答辩的规定相当粗略,对于被告而言,答辩仍旧是一项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利,由此造成了被告答辩行为的随意性、任意性。这种答辩任意主义与提高审判效率的要求背道而驰,实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被告答辩制度的有益经验,重新设计更加完备的民事被告答辩制度以实现审理前准备阶段应有功能的正常发挥,继而提高审判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赵秉志:要防止贪腐案量刑不均衡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今年以来,多名贪官比如季建业、蒋洁敏等进入审判程序,他们采取的都是异地审判的方式,这对排除非法干扰,确保腐败犯罪案件追诉和审判的公正起到了作用,但这种方式还不是很规范,您认为还存在哪些问题?     

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研究

共同犯罪案件的特征以及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的目标决定了共同犯罪案件原则上应该并案审理。分案审理只有在两种情形下才可以采用:一种是被告人人数众多、案情复杂,并案审理无法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的;另一种是为保护被告人的利益而有必要分案审理的。分案审理,应该设立科学合理的决定程序:赋予法院分案审理的审查决定权,赋予被告人对分案审理决定的参与权、救济权,明确分案审理违法的程序性后果等。分案审理后,应该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尤其应该赋予被告人对共犯的完整对质权。妥善处理前案裁判与后案裁判的关系,明确前案裁判对后案裁判没有预决效力,最多只具有参考价值。     

从“审被告”到“审证人”?--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刑事庭审模式转型刍议

以“审被告”为主要特色的我国传统刑事庭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为此应当构建一种以“审证人”为主要内容和表征的刑事庭审模式。我国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在要求和强制证人出庭方面的进步,体现了“审被告”模式向“审证人”模式转变的思路。而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变“以侦查为中心”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庭审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今后的刑事庭审模式改革,应在坚持已有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证人出庭力度,完善严格证明规则,同时赋予被告人沉默权,逐渐淡化“审被告”模式色彩,实现“审被告”模式向“审证人”模式的彻底转变。     

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之法律效果——以欧洲人权法院Gfgen v.Germany案判决为例

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应当排除被告人于审前程序作出的所有认罪口供。在被告人于庭审时重新作出认罪口供的情况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以不人道待遇获取的认罪口供洐生的实物证据可以不排除。内国法院使用这样的实物证据用于检验该认罪口供的真实性并未侵犯被告人不自证己罪的权利和公平审判的权利。     

论取保候审制度功能的重构——以被追诉者权利保护的角度

我国将取保候审制度纯粹作为国家权力行使制度对待,而从被追诉者权利保护的角度而言,取保候审制度是被追诉者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属性。但是由于我国司法理论和立法规定的缺陷,导致了被追诉者取保候审权利保护的不足。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保释制度的优点,改革《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以第52条为根基,完善取保候审制度;而且,由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成本过低,还应当规定脱保行为的刑事责任。     

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更加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但证人保护与被告人知悉权、对质权可能发生冲突,各国为此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予以平衡,包括限制披露证人身份信息和采用视频技术或设置屏障的方式出庭作证等。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必要在平衡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审判公开的限度——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为例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判,这是审判公开原则的例外.其基本含义是审判过程不公开,其衍生规则包括:诉讼材料不公开、判决不公开、对其媒体报道要进行限制.但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也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与正当程序、被告人利益、新闻自由等利益平衡后确定是否公开审判,以确保未成年人利益与公众知情权的合理平衡.     

Constrained Waiver of Trial Rights? Incentives to Plead Guilty and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to examine when incentives to plead guilty should be found to constrain defendant choice to waive fair trial rights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his framework is informed by existing jurisprudence, specifically the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Natsvlishvili and Togonidze v. Georgia and Deweer v. Belgium, and socio‐legal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an incentive to plead guilty should be found to violate fair trial rights where it makes it unreasonable to expect defendant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a full trial, is independent of the projected outcome at trial, and causes the defendant to plead guil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uilty‐plea practice in England and Wales informed by this new framework identifies problematic incentives and suggests such incentives may disproportionately influence vulnerable defendants.     

日本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原则及其启示

当然无效抗辩是指,在专利权侵权民事诉讼中,被告可以直接主张原告专利权＂当然无效＂因而抗辩自己的行为不侵害其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具有独立价值,它赋予了法院在个案中认定专利权是否存在无效理由的权力。当然无效抗辩的提出只要具备专利权无效理由这个要件即可,但在除斥期间经过后,被告无权再提出当然无效抗辩,专利权无效审理非适格请求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也可以主张当然无效抗辩。由于宪政体制、司法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暂时尚未具备采纳美国赋予法院最终确认专利权效力做法条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措施,在专利权确权机制方面,我国专利法有必要吸纳当然无效抗辩。     

走私犯罪既未遂形态认定研究

分析229份涉走私未遂案件的裁判文书发现,走私犯罪既未遂的认定标准很不统一,判决难点问题集中,相互矛盾明显。犯罪的本质在于侵害法益,大多数故意犯罪都存在一定的行为过程,犯罪的本质也应贯彻于犯罪认定的整个过程之中。作为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既未遂的判断,也可通过法益侵害程度来考察。走私类犯罪侵犯的主要法益是国家外贸管制和海关监管制度,根据走私的形式不同,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准可以区分和细化,进而区别认定它们的既未遂形态。     

庭审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合理性省思——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背景

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是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和"侦查中心主义"的产物,其理念是追求"实体真实"。该制度不符合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有违控辩平衡的诉讼原则,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和诉讼效率降低,且有侦查权僭越审判权之嫌。针对上述弊端,结合检察机关正在实行的以"案-件比"为中心的考核机制,宜尽快废除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作为补偿,应当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证据申请权,改由人民法院进行庭外调查,庭外调查的重点应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于庭审阶段翻证的证人,不宜由侦查(调查)机关单方面询问核实,而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