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克的故事》的法理学解读

许多学者认为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论争是英国法律专业化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故事中的国王詹姆斯一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17世纪初的哲学思维是统一的,似乎显得保守落后;而故事中的法官柯克出于法律思维的主张,似乎显得专业而先进。作为西方法律史上最经典的故事之一,这个故事引申出很多角度的思考,从司法上看,两人分别代表了"普通人司法"与"精英司法"的观念;从法制史上看,两人又代表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本文对此则试从法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

理性是法理学的永恒主题。现代法理学的理性话语经历了从“理性法”向“法律理性”的转向,这实际上是法理学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体现为“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体现”、“法律是行为的正当理由”、“法律是实践性信息”等命题。同时,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也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基础在于实践商谈。     

实践中的法律与法律中的实践——哈特与德沃金论战的遗产

哈特与德沃金之间的理论论战并不像表面上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各自从事的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事业,分析的并非是同一种事物,而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实际上,哈特与德沃金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但是他们都是从法律实践出发而达至对于法律这个事物的概念性理解。虽然他们所理解的法律实践存在不同。在实践意义上,哈特与德沃金各自的法律理论进而法律理论本身,便有了一个得以内在理解的框架,而且我们也进一步发现他们的理论之间所存在的竞争、合作、冲突以及对立的复杂关系。当然,也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反思实践中的法律以及法律中的实践所存在的内在特点,才可能构造出一种新的法律理论,从而推动法律理论的发展以及增加对于法律这个事物的认识。     

约翰·奥斯丁法哲学再探

约翰·奥斯丁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的重要人物,分析法学的创始人,以提出"法律命令说"而著名,他的法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于两大阵营:一是形形色色的自然法学家;另一是一些后起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这些批判影响巨大,以致遮蔽了奥斯丁法哲学的本来面目。其实,"法律命令说"并非奥斯丁法哲学的核心与标志,纵使人们批驳倒了"法律命令说",对奥斯丁的法哲学整体来说损害也并不大。奥斯丁的代表性思想是:倡导对法律进行分析性研究,主张建构起一般法理学与法律教义学,最终使法学成为一门科学。在众多的批判之下,奥斯丁的上述代表性思想不仅没有失去生命力,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致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奥斯丁仍然是一个人们无法绕过的思想家。     

论主体法律实践准则的构建——现代西方法理学的一个共同缺漏

只有实践的法律才具有最终的现实意义，然而主体的法律实践不是逻辑式的，它是主体内在法律准则的现实化，因而主体法律实践准则构建问题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既以法律本体存在为前提，又与主体的法律认知紧密相关。对此问题，西方各主要法理学流派均普遍忽视了，并由此造成了各自理论上的分歧与对立。然而正是在主体法律实践的意义上，西方各法理学流派才存在沟通与协调的可能性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路径

各个时代的法理学是针对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近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进路 ,即从自然法学到法实证主义再到法社会学 ,是西方法学家对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国法理学研究也应该是围绕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断的展开。当今中国法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即法的实施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立法领域中的问题。因此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着怎样保证国家的法律在社会中得到合理地、正当地实施的问题而进行。从法理学研究的谱系上来说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实证主义     

在理性与传统之间——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说起

在讨论合法性问题时,对于如何看待传统这一问题,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处于对立的两端:启蒙运动认为,传统的可信性取决于其被理性检验的可能性;浪漫主义则声称,传统的有效性无需任何合理性根据。这是两种具有偏见的认识。理性与传统并非对立的两级,而是相互依存的。     

新权威主义法学观:俄罗斯法理学的现代转向

俄罗斯法理学是苏联传统法律理论的现代转型形式。既有苏联时期法和国家理论的影响,也有现实社会状况和政治体制的因素。与前苏联国家主义法理学不同的是,它是对俄罗斯现实政治的理论思考和法律表达;综合了传统的、西方的、现实的要素。它的特质是新权威主义法理学。     

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

每一种法律与政治理论都以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为起点,孟子的自然主义性善论提供了不同于"理性人"的人性学说。结合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由孟子自然主义人性论道德哲学中可尝试提炼儒家规范美德法理学主张。这种规范美德法理学不同于传统的伦理自然法和自由主义权利法理学,它把公民美德的发展与实践作为法律的核心价值,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法律为公民个人美德发展与实践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它不但批评了通行的现实主义人性观,更为寻找自由法理学和伦理自然法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理论启示。     

司法的真相——在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妥当性之间

对规范和事实的不同安置,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对合法性与正义性的不同态度,构成了西方法学史的全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纠缠于规范与事实、合法与正义之间的争论似乎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商谈理论中我们发现,只有放弃学术立场上的任何一种“独断”,实现规范与事实、法律共同体与相应“听众”之间的合意,并对合法性与正义性进行适合法学语境的重新解读,才能最终缓解甚至消除合法性与正义性(妥当性)之间的冲突。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法律的逻辑性或法律在逻辑上的合理性。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公正的平台。但是,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也有一些局限性,这说明在法律论证中,只有逻辑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补充。它们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关系体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其有机统一对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

法学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有系统的社会管制”所对应的不是法,而是中国特有的“礼”。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无西方意义上的法学教育;１８４０年至 １９４９年,中国法学教育进入近代时期,从无到有,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从头开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完善我国法学教育事业还任重而道远。     

西部投资法律制度之缺陷与完善略论

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问题 ,国家投资不足、民间投资总量少且效益低是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西部投资法律制度由国家与西部各地有关西部国内投资的法律制度和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组成 ,它们均存在不利于西部发展的重要缺陷。作者提出了完善西部国内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家公共投资三方面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措施。     

论行政法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以德国行政法律关系论为核心的考察

传统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活动的法律形式为核心建构的体系。但是,现代社会利益冲突的复杂化与行政活动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导致行为形式理论在法律事实的认知与解释的功能上均明显弱化。而法律关系理论则能够提供有关法律现象的全方位观察视角,并适合不同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与私人权利基础之分析和论证。因此,法律关系理论可作为行政法学体系建构的另一主要支柱,以分担行为形式理论在法体系中的过重负载。     

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及特点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灵魂,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经历了近代、当代的变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功能和特征;法律文化的演进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形成的;它由义务本位观主导转变为权利本位观主导;法治文化最终取代政策文化。     

实践理性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基于“实践法律观”的一种补充

当前在疑难案件中,法律的正确适用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法律观＂的差别,使得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从学术史及方法论角度看,学者们处理疑难案件有各种方法,但最终都依赖对＂法＂的正确认识及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个案事实与规范的融贯中,在实践理性理论框架内,通过类推等方法,发现、鉴别法律规范才能使疑难案件得以恰当处理。     

新时代法理：从冲突走向合作——建立法理型社会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以法律社会学的三大研究范式即功能主义、自由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国家观-法律观之间的主要差异——合作、竞争和冲突——为立论基础,论证了当代中国由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观转向功能主义的合作观的必需。依据这种＂从冲突走向合作＂的新时代法理,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个基本法律问题,阐述了如何在关键转型上遵循新法律理性,从基调伦理与宪政改革上建立法理型社会秩序。     

以人为本:中西方法文化融通的基础和归宿

不同的生活方式孕育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法律文化包含着不同的“法体”和“法统”.在形、质各异的法律文化中,其核心价值却既纵贯古今,又中外通行,这就是已然成为人类共识的人本精神.中西方法文化中人本精神的特质虽有差异,却也不乏二者融通的基础.认真对待西方法文化中的人权和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民本,是构建和涵养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法文化的必然选择.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 Legal Fields, Legal Scholarship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ology(ies) of law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rough a structural and compar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American and the French legal fields. It is argued that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 will not be able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among countries, scholars, movement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in short, it will not be able to compare—as long as it avoids the analysis of some social and cultural presuppositions related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se differences take place. It focuses mainly on two of these presuppositions. First, legal fields, with their history,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 and their power relations, and second the type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legal field and the state. The empirical examination provided in this article explicitly seeks to offer insight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Bourdieu's structural theory of the legal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