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理性视野下警察执法和谐的构建

以法治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审视和优化警察执法环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自由秩序原则和民主法治精神构建警察执法和谐的关键所在。以自由秩序原则和民主法治精神构建警察执法和谐是法治理性的基本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警察执法和谐的真谛;体现法治理性的宽容精神是警察执法和谐的需要。警察执法和谐呼唤体现法治理性的积极守法精神。培养积极守法精神对于促进公民理性守法,警察理性执法,实现警察执法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

自由与家之争构成我国独有的现代性问题。然而,家价值虽一直受到我国法律保护,却处于个体自由价值的遮蔽之下。本文尝试揭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家价值,并重构其与个体自由的关系。从理论上看,西方观念通常认为家始于婚姻合意,而恰当的家观念应在于,人从家而生,自由对应的只是成年阶段,而家涵盖了人生命的完整阶段,是对自由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如果说从自由出发的现代法治只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对峙结构,那么从家观察,法治还内涵一个守护生命成长与衰微的存在结构,它包括家庭自治、父爱主义、生存保障等等。家与个体自由因而是包容而又竞争的关系,法律秩序构建应以家价值为参照系,而非以个体自由为圭臬。     

论刑法价值及其结构

保障自由(包括行为自由与思想自由)是刑法的根本价值,而作为刑法根本价值的保障自由包含着保障其行为没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少数人的权利或自由”。维护秩序是必然性的刑法附属价值,且不可脱离权利或自由予以把握。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都在刑法正义价值的统摄之下,但刑法的正义价值以保障自由为主,以维护秩序为辅作为自己的应有结构,而此价值结构符合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而符合科学发展理念。     

发展权全球性法治的价值目标

发展权全球性法治的价值是多重价值的统一;其内涵不仅来源于发展权的内在本质,还来源于"法治"这个载体和"全球性"这个外部条件,主要包括和谐发展、理性秩序、人类正义与主体自由四方面。     

迁徙自由的法理学分析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有着自然的属性,有必要在法理学层面就其权利性质加以考量,从正义、秩序和规则等涉及法的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从法治与迁徙自由的关系方面加以探讨,发现:迁徙自由实乃法治的应有之义。     

论刑罚正义观念的演进

自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刑罚，刑罚正义一直是法学家关切的主题。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分别阐述论证了各自的刑罚正义思想——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个人自由平等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即自由平等与秩序的价值关系问题。秩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需要，没有良好的秩序，也就没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同样，自由和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没有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也就不会有良好秩序的形成。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刑罚正义思想则体现出二者内在的辩证统一。     

论儒家法思想对当代法治之借鉴意义

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及法治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社会传入中国,故近代以来中国在构建法治过程中深受西方法治的影响,而对中国传统法律精神及文化思想的借鉴和吸收不足。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代表之一的儒家法思想中也有着其一以贯彻的理性和价值,可能超越特定时期特定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具永恒意义,因而可为任何文明秩序所借鉴,尤其可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借鉴。     

自由与法治——知识论理路的重述

法治有其特定的内涵,并非任何一个以法律形式颁布决策,实施政府职能的社会就可以称做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法治之为“法治”有其必须坚持和维护的价值。本文以探讨一种流行的法治观的不足为楔子,试图通过考察人治思想中内在矛盾,概括阐述自由的认识论基础,以重申自由的价值;并阐发自由与法治的关系,确立坚持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勾勒出自由主义法治观的基本思路。一、引子——对一种流行法治观的评析     

生态法治的整体主义自新进路

作为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模式,生态文明需要在理念与制度层面提供适配的法治保障.以自由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价值传世的个体优位制度供给模式,已无法回应生态文明的秩序期待.以社会优位为价值导向的整体主义法治实践模式同生态利益的整体性保护需求之间具有科学上与法律上的适配性,应成为生态文明语境下生态法治自新的适切进路.     

利益、法治、秩序与和谐——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维度的价值理路

法价值是法的客体对于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利益、秩序、和谐构成了法价值的主体,它们与法治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利益是法治的逻辑起点,法治是利益均衡实现的最理性选择,利益均衡是秩序的前提条件,秩序是法治的最基本价值,和谐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是秩序的最高境界。     

我国商法的核心价值:逻辑展开与实践应用

总纲性规范的缺失以及以之为载体的商法核心价值的模糊是我国商事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困境的重要原因。为使我国商法理论研究与商事立法、司法等实务活动获得确定的价值指引，有必要对我国商法核心价值的逻辑展开及实践应用进行系统研究。商法的核心价值曾被普遍界定为效率或效益，但基于正本清源，应将其界定为自由，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强化私法自治与经营自由。商法中自由价值的边界应立足于秩序价值进行界定。在商事立法、监管及审判活动中，应立足于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使商法核心价值的得到合理应用。     

国家社会管理与法治的辩证统一

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乃是从各种矛盾中发展而来,这些矛盾其中一部分是人类同自然界的矛盾,另一部分是人类自身的矛盾.管理和被管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管理的目的就是追求某种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价值倾向性又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幸福、和谐的生活.必须把握权力→管理→行政→秩序→法治的内在逻辑关系,辨析与管理相关的概念,正确把握管理秩序与法律秩序的辩证关系,树立一切管理归于法治理念之中的观念,努力营造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秩序、环境.     

政治文明的现代诉求

文章立足于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历程,并从法治的视角解读现代政治文明,认为现代政治文明是以法治为底蕴,其核心和实质是民主政治,同时蕴涵自由、人权、民主、公平、正义等人类普适性价值,现代政治文明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宪政国家体制。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依法办事理念作为法治公信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应当受到认真对待,在解释学的阐述下,其将展现出全新的、非简单化的意蕴。在严格依法办事的主体上,应在执法者、司法者之外增加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并坚持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法律实施观。在严格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律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并创新法律实施机制。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对象上,应处理好“恶法”实施问题及法律体系与体系外规范的关系,并开展依法治法、法典化运动,重点解决有法难依问题。严格依法办事的良性运作需要我们在法治现实主义的引导下,坚持良法之治,走一条“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之路。     

现代法的本体价值及其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启示

在法的价值体系中,至为根本并决定其他价值者为法的本体价值.受现代社会整体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之决定,现代法的本体价值为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统一,并与传统和后现代法的价值相区别.对我国民事立法而言,现代法的本体价值有助于我们克服价值迷失和主体误置之弊,坚持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切实贯彻私法自治原则,并注重社会正义价值,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统一与和谐.     

论法治与公民幸福

公民幸福是公民基于需要满足而产生的美好感受，它以富足、安全、自由、公平为构成要件。公民幸福既有赖于公民的劳动创造，也有赖于法治保障。法治导源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它是保障公民幸福的良方。在中国，对幸福的追求使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法治，公民幸福是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指南。     

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具有人类普遍的进步性,它保护人权以申张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政制以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实行法治以匡正政府权力界限。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历经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到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其中,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归属和政府合法性,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兼议夫妻财产约定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与私法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即正义。但婚姻家庭关系有其特殊性,因而作为身份法又有其自身特点,应以公平价值优先于自由与平等价值。在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问题上更应体现公平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