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赋能精准化志愿服务之探

科学、健康、高效的志愿服务是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我国志愿服务成绩显著，但也存在服务机制不灵活、共享机制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评价机制不恰当等问题。新时代，推进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激发大数据的潜能，解决实际问题，完善共享机制，通畅联动协调，优化激励体系，进而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准化志愿服务为社会治理注入新动力。     

后脱贫时代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作逻辑

专项治理转向“常规化”的制度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专项治理在治理效果内卷化和治理目标改变的劣态倒逼下转向常规化治理形式。既有的理论研究依续这一思路构拟出数种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行路径，但多囿于自上而下单向度“常规化”治理形式探究，并且这种“常规化”模式已出现明显“负效应”。基于对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发现专项治理“常规化”的单向治理形式并不是基层治理的最优选择，而需在现有基础上发掘和能动地运用基层社会内在的社会资本因素，使基层社会的内在力量与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设施相结合，以期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发挥刑事检察职能 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刑事犯罪态势的变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发挥好刑事检察职能，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出发，可以发现基层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仍存在办案思维固化、恢复性司法功能履行不充分、“四大检察”融合度不高的问题，应聚焦更新刑事检察司法理念，激发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以横向一体化提升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质效，进一步深化刑事检察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为推动和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     

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模式,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地方实践中,要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还面临制度供给不足、行政权力边界模糊、基层法治基础薄弱、社会主体权利虚化等障碍,需要从完善制度设计、规范行政权力、加强基层法治工作、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等方面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论我国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

地方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社会力量以及公民共同参与的,以更好为公民服务为目的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学视角对地方治理的意蕴进行解读,地方治理的过程实际就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过程,更多表现为一种政府对权力的"放手",由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完成为公民服务的任务。     

从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到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基于“寻乌经验”司法治理模式的思考

“寻乌经验”是以赣州法院系统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导源于“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新时代司法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基层法院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司法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治理模式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借鉴“寻乌经验”治理的模式和做法,可以在创新发展中深化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在内涵式发展中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性发展中整合司法治理的社会资源,从而为基层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四川:夯实司法行政根基 提升服务能力水平

2022年将迎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工作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营造良好法治氛围的重要"基石",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将紧紧围绕加强基层法治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夯实司法行政根基,提升服务能力水平,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法治四川作出积极贡献。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及价值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诉求的多样化需要多元法律规范为其行为提供保障.软法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高度契合,其不仅具有充分实现"三治"融合、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提供纠纷化解新途径、促使社会治理主体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功能,还以独特方式彰显了法律价值...     

党建引领“五治融合”理论溯源与实践探索——基于天津市典型案例的研究

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是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是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融合互动形成的更具全面性和时代性的新兴基层治理范式。其中，政治在“五治融合”中具有核心引领作用，其内在的中国特色、价值特色、民主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本质特征的具体体现。基于对天津典型案例的调研分析，分别从“党建引领‘五治融合’”理论溯源、调研经验总结、整体现实问题查摆和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天津市“十项行动”启动之际，结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要求，对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探索性成就进行总结与展望。     

把握“枫桥经验”历史逻辑 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和理论成果。检察机关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准确把握“枫桥经验”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系统梳理检察机关参与见证“枫桥经验”的诞生、践行“枫桥经验”的历程，总结并发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检察方案，即坚持群众路线、注重矛盾化解、做好源头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发展社区共治 探索志愿服务

本文依托上海实践,从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与自治主体——"居民"角色着眼,探讨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义、现状、特点,并指出居民志愿服务参与不足、推动社区治理乏力的问题,从如何加快志愿服务发展、促进社区共治进行思考。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城乡基层协同治理的难题与化解:顺德改革的探索

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完成由"乡"到"城"的治理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中,协同(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各地尝试的模式。顺德"政经分离、政社分离"的"治权"改革也将协同治理(共治)作为了城乡基层治理改革的主要模式,通过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最优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顺德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是其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综合改革的深入,顺德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公共服务能力和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等方面。顺德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基层治理中“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证成

“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复制,它在规范基础、联结机制、实践目的三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存在区别,熟人社区是现代社会法治框架之下的一种基层治理样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利益,也不是基于行政运作的机理,而是基于社区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在很好地实现“权力下乡”的同时,提升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产出的水准,保障和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对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参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可实践性、可推广性,该治理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任与保障基层社会的权利空间,同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空间中持续地以契约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在此进程中,基层治理是最基础性的。通过在预算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实行预算民主,云南省盐津县在2014年实行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不仅在基层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基层民主,而且在基层治理领域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的民主治理模式,使得公共资金的分配更能满足公民的需要,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由于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群众参与预算的实施也极大地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总之,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在基层治理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试点,它不仅对盐津县也对云南省其他地方乃至中国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论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检察机关来说,参与社会治理既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和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是检察机关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位于社会治理一线的基层检察机关,应通过发挥现有职能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所涵盖的社会安全机制构建当中去,在犯罪预防的微观机制中定好位,发挥应有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