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是当代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现象。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与干涉及维和密切相联。干涉、维和与“国家重建”往往与危机和冲突有关,可以视为解决危机和冲突的不同模式。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常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当代中国外交的根本转型与分期问题——一个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的视角

学术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的根本转型与分期问题存在一些分歧。本文从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就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型提出了三大标准,并将其用于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由此得出的结论与多数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那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经历了三大根本转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文章最后对当前中国外交的新发展及可能的未来走向也作了简要探讨。     

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性

本文旨在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可以归为国内特性、行为主义和体系制约三个主要层面。国内特性的研究重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意识形态和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尤其是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变迁。行为主义的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行为入手,试图揭示外交辞令背后中国真正的外交政策。体系制约的研究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国际体系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约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这三种视角都存在相应的弱点,不能较为系统地解释较长时期内的中国外交政策,更不可能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外交政策理论。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应该能够把国际体系因素和国家层次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谁在制定?谁在影响?——基于国内行为体的视角

在中国外交政策分析这一研究课题中,搞清楚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影响力量及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当今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诸多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行为体中,根据影响力大小,可以区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种力量.其中核心力量包括中共中央的有关机构、隶属于国务院的外交部及有关部委、军队系统；半边缘力量包括国有大型企业、省级地方政府；边缘力量包括智库、大众媒体和普通公众.基于这种状况,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内压力越来越大,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层次协调以达成决策所需要的共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外交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在牢牢把握政策制定主导权和正确方向的基础上,有效地整合各种影响力量,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

唐世平在《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突破——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5期）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不应该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归纳和总结。     

论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从中国外交决策体制来看，思想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完整的外交政策制定周期来分析，思想库在设定议题或任务、确定政策选项和政策选择等阶段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思想库通过参与政策咨询、在政府中任职、撰写研究报告、出版研究成果、参与媒体讨论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具体方式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同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相比，中国外交思想库存在较大差距，需要从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管理、拓展战略研究、优化人员结构、加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重视运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以及增加与企业界的互动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新中国50年的外交战略调整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而适时调整,大致说来有四次大调整,每次调整都有其鲜明的特征。简要回顾这四次大调整,有利于我国外交政策的新发展。     

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

从知识谱系和知识进程的角度,中国外交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知识传统,即外交史研究、外交学与外交政策分析以及地区与问题研究。文章对这三大传统进行了批评性的梳理和评析。在探讨中国外交研究三大传统的特点、演进及不足的同时,对如何推进中国外交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中国外交研究进步的可能路径之一,在于上述三个传统的复兴、接续、融合与再创造。     

德国文化外交政策探析:理念、运用及启示

文化外交政策,也称对外文化政策,它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为修复和改善国家形象,赢得欧洲和世界的重新认同和信任,德国确立了文化外交理念,制订并实施了相应的政策,发挥了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第三根支柱"的作用。这对于全球化时代我国加强"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资源与影响力——美国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资源分析

美国族裔群体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一直都试图发挥各自的影响,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而族裔群体内部所拥有的各种族裔政治资源则决定着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其中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社会融入与经济地位、组织能力与政策目标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美国政治与国际环境等外部条件相同的形势下,这些因素是区别各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具有多大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阵营内部最为活跃的理论分支之一，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理论或背离了现实主义，或导致了现实主义的退化。本文旨在回应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归属的质疑，从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核心概念和分析单位出发，分析其归属于现实主义阵营，并区别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单元层次理论。由于引入的国内变量过于繁杂以及核心理论的缺失，新古典现实主义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其理论化程度仍然有待加强。     

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建设评估

外交政策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应有之义。CFSP的启动 ,标志着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近些年来 ,CFSP建设的力度加大 ,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它还远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政策。展望未来 ,欧盟既具有实现共同外交政策的潜力 ,但依然存在着诸多障碍 ,其过程将不会一帆风顺     

人类共同利益与"和而不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在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践行"和而不同"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保证.国际行为体应该承认"不同",以"和"的手段实现"和"的近期目标,不断走向"同"--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了在"和而不同"外交战略思维指导下的人类共同利益观.     

周期视角下的奥巴马外交政策:内敛还是外向?

按照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自1776年美国立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在“内敛”与“外向”之间不断摇摆,呈现出“内敛”与“外向”钟摆或周期性演变规律.根据这一理论,奥巴马上台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正处于美国外交史上第五周期的外向期末段,未来一段时期将面临较大的内敛压力.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对外扩张动力不足、海外撤军时注重霸权威望、要求盟友和伙伴分担更多责任、强调选择性灵活介入、在与主要竞争对手合作的同时加强“软遏制”等特征.     

德国外交：结构性调整还是暂时的利益需要

德国新政府自2005年11月成立以来,其外交政策已初显端倪。德国新领导人默克尔曾于2005年11月30日在德国议会发表她就任后的首次正式演讲。演讲包含内政、外交诸多方面,是研究德国新政府内外政策的重要文件。通过对演讲中外交政策部分以及德国新政府成立半年来默克尔频繁出访的分析,可以看出德国外交正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将对德国今后的对外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评析

适应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克林顿政府(1993年-2000年)所推行的“参与和扩展战略”是这一调整的集中体现,其主要内容是一个目标--全球独霸;两洋战略-欧亚并重;三大支柱--经济安全、军事优势和“全球民主化”,以及“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战略构想等.认真剖析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对于展望21世纪初布什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有重要意义.     

伊拉克外交政策中的认同因素探析

认同是国家利益的来源,从两个途径制约着国家的外交政策。以阿拉伯认同对伊拉克外交政策塑造为主线,伊拉克外交可以分为前萨达姆时期、萨达姆时期与后萨达姆时期三个阶段,在此三个阶段中,库尔德民族认同、伊斯兰宗教认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派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同时存在。伊拉克国家认同缺失正是其外交政策导向多变的原因,重新构建强大的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指导下展开自主的外交交往,是伊拉克消除内乱、提高国际信用度的可取出路。     

上海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的配合与衔接

在社会矛盾凸显的现阶段,建立健全相互配合、有机衔接的多元调解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以多元调解的配合与衔接机制为研究对象,以上海社会矛盾化解实践为研究样本,首先对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行政协调处理四种方式之间以及它们与诉讼之间现有的配合与衔接模式进行了梳理,进而归纳出上海市现行多元调解机制配合与衔接上的缺陷,并对完善上海市多元调解机制的配合与衔接模式提出了具体路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