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事事件审判专门化

家事事件审判专门化包括家事法庭(或家事法院)的构建和专门的家事事件程序的构建。通过考察域外家事审判专门化之实践,在构建专门家事法庭方面,应从由家事法庭向家事法院转变、家事法庭的审级和设立地点、功能与原则、受案范围、人员组成共五个方面加以完善,而在构建家事事件程序方面,应选择将家事事件程序单独设为《民事诉讼法》一编的立法例,家事事件程序应当包括预先试行和解制、调解制、开庭审理、设立非诉案件程序、法律咨询和辅导服务等。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经验研究

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决定解决家事纠纷有必要建立一整套区别于解决普通民事纠纷的机制。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应设立专门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制定专门家事审理程序,制定专门的家事法,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设立专门的家事纠纷非诉解决机构"家事调解中心",将调解作为家事纠纷诉讼的前置条件等。     

论台湾引进外籍劳工的影响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劳动市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劳动力供需失调的矛盾尤为突出.由此而带来的后遗症便是工资上升;企业员工流动加快;劳动生产力提高减缓;公共建设投资速度落后等,对台湾经济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鉴于岛内缺工严重和大量非法外籍劳工(以下简称“外劳”)的存在,台湾当局奉行“限业限量,专案申请”的原则合法引进外劳.1989年10月27日核准十四重大建设工程引进外劳,1991年9月13日核准六行业15职种申请外劳15,000名;1992年8月17日核准引进外籍监护工和家庭帮佣共7,000名;1992年9月核准68种行业扩大引进外劳32,000名;1993年,台湾又批准73种行业专案申请引进外劳101,866名;到1995年底,台湾核准引进外劳28万余名.如此庞大的外劳群体对台湾各方面的影响不可低估.虽然当局于1992年5月11日公布实施《就业服务法》,藉此进一步完善外劳的管理,但是其负面影响仍相当大.本文就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对台湾引进外劳的影响及有关问题作一些研究和分析.     

谈如何构建家事诉讼程序——以离婚纠纷审判程序为思考原型

家事案件与普通财产型案件存在明显区别。以离婚案件为代表,目前司法实践中家事案件审理存在业务分工不明、程序机制空白等问题,故需要从家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审判机构和人员配置、程序目标和程序原则、诉前强制调解等四个方面,思考如何重构家事诉讼程序机制。     

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工会作用研究

现阶段,我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予以解决。工会是劳动者利益的维护者,其在劳动争议处理方面存在着参与协商的操作性规范缺失、在调解制度转型中角色定位不清等问题,可以通过探索工会处理劳动争议的新路径,保障争议处理中劳动者权益的实现并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文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工会视角提出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的应对之策,力求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工作及其研究提供新思路。     

应尽快建立劳动产权制度

浙江省蓝汛经济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鼎在《生产关系决成败》一文中,呼吁尽快建立劳动产权制度。文章提出,公有制的本意是要实现劳动者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使用和受益,使每个劳动者同时又是所有者。故过去公有制企业中所有者权益与劳动者权益是合二而一、互相包含的。但随着改革中前者方面发生的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投资主体多元化等,和后者方面发生的用工、工资、福利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变化,它们便逐渐分离、分立了,即劳动者不再享有所有权、企业也不再内含劳动者权益。“凭劳动享有所有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基于平台责任的理论思考

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区别于传统用工模式的新就业形态对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出挑战。国家相关部门近期发布多个文件,从劳动关系、劳动标准、社会保险等方面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提出要求,然而地方实践表明要将保障真正落到实处仍存在现实困境。其中,平台责任及其与劳动者关系问题是核心难点,基于风险完全转移和风险不完全转移进行平台责任的理论探讨,有助于建立兼具可行性及可操作性的制度落地计划。     

台湾青少年就业分析

台湾青少年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其就业结构受经济转型和总体就业结构变化的影响,青少年人口主要转向服务业就业。青少年就业存在的问题涉及劳动待遇公平性及其他劳动权益、就业稳定性和就业中的非法雇佣问题。台湾对青少年就业问题较为重视,并从立法和就业促进措施诸多方面加以保护。     

论我国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婚姻家庭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保障了夫妻双方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对于维护财产交易安全和保障第三人利益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含义、性质,分析了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立法构思。     

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学研究综述

关于家务劳动概念的范畴、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以及是否应为其付酬,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家务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分配不公平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家务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中国法律中规定的家务补偿请求权对于维护家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有积极意义,但这一规定在家务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行使时间和家务补偿的计算方法上仍有缺陷.本文旨在对家务补偿请求权进行法经济学分析,并提出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劳动者抗争行为的处罚与刑事政策研究——以我国台湾地区为视角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资关系中,劳动争议的发生可以算是一种常态,因为在一个组织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一定会有冲突和争议。劳动者为求取尊严和生存,有时会从事若干自力救济的群体性抗争活动,若当该等行为触犯刑法时,应该如何处罚?关于劳动者群体性抗争事件处罚与刑事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和谐稳定的重要政策之一。2011年5月1日我国台湾地区开始施行新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增设了特殊刑事豁免规定,但内容颇多疑义,在施行后未必能解决现有难题,对于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群体性抗争活动帮助不大。毕竟,劳动者抗争群体性事件问题的解决,最终仍须回归刑事政策研究。     

尚未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山东女性生活方式管窥

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山东)数据,反映了山东女性的活动空间、休闲方式、时间分配与家务劳动、生活消费、社会交往的情况,体现了她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调查发现: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无论是生活消费、休闲方式,还是社会交往,女性均落伍于男性,还未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女性的活动空间有待于进一步扩展。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劳动者与劳动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劳动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劳动者权利的健全与完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劳动者最主要的权利是劳动力所有权。社会主义强调劳动者权利,市场经济注重劳动力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劳动者权利与劳动力价值相统一。劳动者权利主要是通过国家实现的,而劳动力价值则主要是通过企业与市场实现的。     

代际互惠还是福利不足?——城市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中的代际交换与社会性别

老人帮助已婚儿女承担家务劳动,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代际互惠。第一,在代际及性别权力关系改变与工业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背景下,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代际互惠发生了改变。第二,代际互惠观念背后隐藏了一些意识形态,它们与工业化进程中家庭功能外移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文章在父系家庭和工业社会变迁的理论框架下,从代际和性别权力关系的视角,着重分析了城市双职工家庭中,在第一个孩子出世到上小学之前这段家庭生命周期内,祖父母特别是祖母协助双职工家庭中的儿子和儿媳承担育儿及其他家务工作这一现象,探讨了在经济力量改变社会性别和父权制家庭关系的背景下,老年女性的福利遭到削减、家庭面临工业化挑战、社会政策被期待做出调整等相关问题。     

台湾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及其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约束条件。而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早于大陆，早在上世纪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文章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理论，验证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然而，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台湾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台湾当局成功采取针对性政策，实现了台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升级、技术进步，通过对外投资延长了产品寿命，克服了通货膨胀，通过教育改革提高了人口素质，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短缺，使台湾经济成功克服挑战，给祖国大陆经济发展以启示。     

海峡两岸职业自由权制度比较研究

目前大陆地区《宪法》和台湾地区＂宪法＂均未对职业自由权作出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劳动立法或宪法解释的方式对职业自由权提供保护。职业自由权包括职业选择的自由和职业执行的自由。保障职业自由必须反对强迫劳动。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海峡两岸均通过法律对职业自由权的主体及其该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同时明确了职业自由权受侵害时的救济途径和强迫劳动的法律责任。     

保姆损害类型和救济机制研究

文章本着“以人为本”作为损害赔偿的中心理念,以保姆服务地点的陌生性、对象的差异性、安全的隐患性和结果的意外性等特殊性为基点,从整体上归集了保姆损害类型以及不同于民事规范的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同时对救济机制进行研究。文章侧重于从解决实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家政服务纠纷出发,剖析当前家政服务纠纷无法得到很好解决的原因,认为克服此类现象的有效途径是尽快制定《家务劳动法》。     

Facing aliens under globalization: changing meanings of home for Taiwanese employers of foreign domestics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changing meanings of home for Taiwanese employers of foreign domestics under globalization. Shifting sense of home occurs for Taiwanese employers as well as foreign domestics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aiwanese employers, facing aliens at home, have adopted various rhetorical strategies to redefin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foreign domestics and deployed diverse practices of management within their households. As foreign domestics do housework at home, Taiwanese employers also do their own "homework,"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and cope with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nd being household employers. Their "homework"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domestic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