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宣誓制度的程序性价值

现代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就职宣誓制度。就职宣誓仪式本质上是宪法规定的权力转移程序,其作为一项宪法实施程序规定在宪法中,具有程序性的价值。庄重和公开的就职宣誓仪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仪式参与者和公众对权力转移的认同感,强调国家权力行使者角色的成功转换。就职宣誓制度赋予权力转移的合法性,对国家权力转移具有规制性价值,承担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功能。     

论我国宪法价值取向的演变

每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法治发达国家的宪法在文本层面侧重于保护公民权利。我国1954年宪法在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确立了权力本位的价值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我国宪法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确立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模式正成为我国宪法的明显趋势。     

我国宪法上检察“权能定性”及其意义探析

一般宪法学上所谓的"宪法权能"是指通过宪法,把原来统一的国家权力按照性质分为几个子权力系统,并按照特定的价值预期为每个子系统设定量身定做的权力性质和活动范围。我国检察权在宪法上定性为司法权的一个分支。在我国的宪法上确定国家检察权与国家审判权共同构成完整的"国家权能"上的"司法权"。检察权的这种"宪法定性"彰显了中国国家权力体系的特色,也是研究我国检察制度的出发点和关键因素。     

宪法价值论

宪法在目的和手段两方面体现其基本价值。作为宪法的实体价值，人民主权植根于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并成为近现代立宪社会发展的根本导向，在宪政实践的不同层次上得以实现；作为宪法的形式价值，权利——权力秩序的任务在于调整和理顺宪政社会中权利与权力这一政治矛盾的关系，是人民主权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这两重价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必然要求现代社会保证宪法的至上权威，完善宪政制度和组织结构，实现宪法主治     

宪法财产权的性质

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是宪法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宪法研究的动力源泉和价值目标。财产权作为公权力的约束机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研究的是宪法财产权的性质问题,全文从主体归属、源权利属性以及特殊性三方面论述我国宪法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第一性基本人权。     

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

中国宪法面临着多元化的文化土壤,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土壤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宪法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主义宪法。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国家目标方面,中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标是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核心的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梦”;其次体现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在权利来源、权利范围和权利位阶上均持集体优位的价值立场;最后体现在权力结构上,中国宪法对权力的配置也基本遵循“局部服从整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不成文宪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不成文宪法本是个宪法文化类型的概念,不是宪法渊源的概念。只有规范与牵制权力运行的规范才可能是不成文宪法。任何宪法的精神都当是人的自由与解放,侵犯人的尊严的规范不可能是不成文宪法。判断不成文宪法当遵守三大标准:符合宪法精神、不违反宪法典、具有宪法位阶。不成文宪法的存在依赖不成文宪政,而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违反宪法文本的宪政。不成文宪法的学理基础不能仅仅来源于经验性事实,它必须同时源于价值预设。中国是否存在不成文宪法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任何权力扩张行为及其规范都当排除在外,强权≠宪法当是宪法学的金科玉律。     

中国宪法的宪政取向与缺失--基于中国现行宪法的文本分析

在人类政治智慧的发明中,宪政是最有可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公正,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现代宪政蕴含的逻辑至少包括人民主权、宪法法律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权力机关优位、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等方面.我国现行宪法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但仍存在着宪法价值取向上国家主义至上和过于理想化倾向、宪法基本原则表述不明确、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保障乏力、国家权力分配体制不明确、秩序缺位和面临宪法实施困境等宪政缺失.对此在宪政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正视,以弥合宪法与宪政的差距.     

论宪法精神的概念

宪政离不开宪法的实施 ,但并非所有宪法的实施都必定达到宪政 ,因为有时成文宪法典中规定的内容与宪法精神所追求的理念之间存在矛盾。而宪法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学概念 ,它是国家权力体制人本化的价值追求在宪法中的反映 ,它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 ,贯穿宪法的始终 ,并通过宪法原则、规范和规定集中表现出来 ,是宪法的真正本质和核心。     

论宪法解释程序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

在宪法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经常对违宪与合宪问题进行判断 ,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价值的平衡是宪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根据宪法的最高性、权力分立与宪法秩序安定性原则 ,各国普遍采用合宪性推定原则解决这一问题。     

Crime and the EU's Constitutional Future in an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Abstract: The European Union is finalising negotiations in respect of a constitution that will define its identity and future. The draft constitution begins with a quote from Thucydides ‘Our constitution . . . is called a democracy because power is in the hands not of a minority but of the greatest number’. 1 In this article I look at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adual realisation of measures in criminal law capable of affecting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The central question is to what extent the Union is providing itself with the tools to achieve democratic exercise of the power to maintain order and to punish individuals within a single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Withi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an ambiguity arises as regards the principles which underlie this part of the project: mutual recognition and approximation. Mutual recognition of national decisions maintains power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state, approximation leads towards a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nstitution pulls in two rather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individual are examined here.     

试论宪法观念的更新

宪法观念在宪政建设中有重要作用,也直接影响人们对宪法的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因此,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过程中,首先应更新传统宪法观念.本文认为应从如下四个方面实现宪法观念的转变1、从政治化的宪法复归法律性的宪法;2、从宣言性的宪法到保障性的宪法;3、从权力本位的宪法到权利本位的宪法;4、从修宪型的宪法到解释型的宪法.     

我国检察权制约行政权的制度构建

在我国,检察权与行政权具有同等的宪法地位。检察权理应有效制约行政权,但现实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检察权制约行政权的实效远不尽如人意。我国检察权制约行政权有其理论基础、宪政基础、实践基础、文化基础,也顺应国际潮流。检察权要通过对行政权运行的程序控制和结果审查以及实行检察一体化、实现检察官的职业化、专业化和明确检察机关的具体行政监督职权来保障有效制约行政权的实现。     

良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核心

作者认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良性宪法则是依宪治国的基础。行文中作者提出了衡定良性宪法的标准：价值中立、权力制约、结构合理、程序正当。最后作者根据良性宪法的上述标准,具体讨论了中国宪法良性化的途径和方式,     

中西文化冲突与清末宪政模式之选择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凸显君权主义,后者以保障人权为诉求.西方宪政文化的输人及其对清末立宪的影响,是在"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式下被纳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后才发生作用的,因此,其价值含量和基本功能无不受到贬损和扭曲.在中西不同文化相互冲突、交融和互动的形势下形成的清末宪政模式,对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留下了深刻教训.     

宪法失序与对行政权剩余的规制——以执行权的变迁为视角

我国现行宪法认为行政权是一种执行法律的权力,没有政治功能派分。但在宪政实践中,行政权既有执行功能,又有政治功能,其政治功能缺乏合法性。行政权的扩张使宪法失序,主要原因是现有宪法没有一套规制行政权非正式来源的有效方案。宪法沉默之处就是宪法危机之所。行政权的非正式来源有其必然性,外在的、事前或事后的、间断的宪法制约机制不足以规制行政权,必须有内在的、事中的、连续的宪法制约机制予以配合。规范主义宪法的有效性必须向生活领域开放;功能主义宪法观的合法性必须获得法治化建构。行政法治模式宜以规范主义宪法为基础,以功能主义为补充。行政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法律程序是内在宪法制约机制的要素。     

Constitutionalism,populism, and the imaginary of the authentic polity: a socio-legal analysis of European public spheres and constitutional demoicratization

The 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alism emphasizes the duality of constitutions as both power limitations and power enhancements. Following the socio-leg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ry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imaginary of the authentic polity, in which the constituent power of the people is protected against the corrupting effect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and technocratic bodies. The promise of authenticity is behind the recent resurgence of populism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what Zygmunt Bauman describes as ‘explosive communities’. The final part of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nd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discusses its possible responses to the imaginaries of constitutional populism – most notably, the emergence of European public spheres and demoicracy. Without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ries of an anti-explosive transnational and democratically constituted community, further enhancement of the power of EU institutions will always lead to populist backlash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of its member states.     

宪法概念的分析

宪法经历了从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的变迁 ,三者之间既有历史的延续性 ,又有内涵上的差异性或发展 ,民主、宪政是否必然成为宪法的构成因素值得进一步的考究。中国传统的宪法概念不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宪法概念应该回归宪法的本质 :确立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 ,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新的宪法概念将对宪法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产生重要意义。     

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宪法惯例及与美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政治观,将对宪法正当性的逻辑判断转读为对于主体的道德依赖,其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导致宪法的泛政治化。近代旧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亦然:宪法“移植”使得“应然宪法”性状无法获得“实然宪法”有效地证明,则悖论产生;“自上而下”的立宪路径和权力本位,使得宪法缺少正当性基础;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造成“政治”与“宪法”的“目标冲突”,形成“体”和“用”的二律背反。事实就是:宪法的泛政治化是一个世界现象,防止宪法泛政治化,宪法司法化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但以司法化为导向的中国宪政目标之实现尚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悲观主义和冒进主义。     

《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说辩正

通行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点在于“以法制袁”的论断 ,本来是对该约法的肯定 ,却为批评该约法因人立法提供了口实。这种批评虽然是在法律价值观上的拨乱反正 ,但通过史实考辩可以看出 ,该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却并非针对袁世凯 ,而是临时参议院基于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扩大自身权力的措置。该约法的缺点不在于规定了责任内阁制 ,而在于没有规定保障其正常运作的健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