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刍议

新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中受贿罪认定的规定较笼统、粗疏,其难操作性影响了司法实践。本文结合学理界对此课题的研究成果,着重探讨了离退休人员的受贿问题、离退休人员受贿中家属共犯问题、受贿罪的犯罪客体问题、受贿罪与接受馈赠的界限问题以及受贿罪的数额起点等问题。     

百科集萃

什么是单位犯罪？什么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行政诉讼中怎样举证？行政复议的范围有哪些？如何组织行政听证？     

从刑法典看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从《刑法》体系看，虽然我国刑法中未出现“商业贿赂”字眼，但通常认为：我国刑法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是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黑哨”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

"黑哨"行为不仅备受足球运动领域有关人士的关注,而且,在法学界亦为百家争鸣.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黑哨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或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于黑哨行为,本文作者认为不能以犯罪论处.对于前者(受贿罪),作者从黑哨裁判员的独特身份及明确中国足协的性质,黑哨裁判员与中国足协之间的关系以及足球裁判员受足协之托裁决比赛的行为等角度出发,否定了黑哨裁判员的受贿罪的主体资格.而对于后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作者则认为足球裁判员是履行其与中国足协所签订的合同关系.因而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认定的司法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修正案（六）》）第9条将原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至＂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主体的扩大并没有解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认定的争议,本文针对几类在司法实践中多发性的商业受贿主体认定中存在的争议进行探讨。同时,对与主体相关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且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罪数认定进行探讨,以期使《修正案（六）》第9条在适用上更具有可操作性。     

浅论“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核心要素的认定

正根据《刑法》第166条规定,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为亲友牟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为身份犯罪,行为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为故意。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秩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之刍议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构成受贿罪共犯的观点,虽然缺乏刑法依据,但已成为理论界的“通说”。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是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即依据共同犯罪主体的扩张性,非国家工作人员可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笔者认为,理解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必须结合刑法分则关于各具体犯罪的规定来进行,由此得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的结论。     

单位行贿罪若干问题新探

单位行贿罪的设置对于遏制目前严重的贿赂犯罪具有重要意义。该罪的主体包括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情节严重”是该罪客观行为方式的共同要件;该罪的行贿人只有在立案侦查前主动交待自己行贿行为的,才能适用特别自首的规定;该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单位受贿罪之间存在刑罚配置不相协调的弊端,应当通过完善刑事立法予以修正。     

从受贿罪的本质看性贿赂入刑

性贿赂是否能纳入刑法,理论界存有争议。从受贿罪的犯罪本质看,性贿赂侵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而,性贿赂入刑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受贿罪的侦查谋略

受贿罪是一种典型的易犯难发、易犯难侦的犯罪,存在较高的犯罪黑数。受贿罪的预谋性、技术性、隐蔽性、对抗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开展侦查工作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为了应对被侦查对象及其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干扰,确保证据扎实有效,侦查谋略在受贿罪侦查过程中的合理运用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     

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正>1988年1月《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发布实施,给受贿罪以立法形式下了明确的定义,“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个定义具体地揭示了受贿罪的主体、受贿行为的方式以及贿赂的内容等。为今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对受贿罪的确定起了很大作用。新刑法上的受贿罪基本上借鉴了《补充规定》上的规定,其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     

正风歌

程某是中央在汉某企业聘用的副处长，利用工作关系，给有业务往来的公司行方便，多次接受他人给的“好处”共15万元。10月16日，汉阳区检察院公诉的武汉首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判决：程某因犯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获刑3年。     

受贿罪认定问题探讨

受贿罪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和重要的问题。正确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有力打击受贿犯罪,必须正确认定受贿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个人利益、经济往来中的受贿、受贿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诸多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同时符合共同犯罪的主客观条件。当其与受贿罪发生竞合时,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帮助犯,也可以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多环节利用影响力请托情形,关系人可成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类犯罪的共犯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与介绍贿赂罪在很多时候存在数罪并罚的情况。对请托人的行为应采取引证罪状方式规定,并规定单位犯罪条款,罪名概括为＂影响力行贿罪＂,并应当根据受贿行为的时间准确认定犯罪时间。     

商业贿赂犯罪单独立法新论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侵害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行贿受贿行为。它与我国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有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以及刑法第385条至第3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有鉴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独立品格,我国刑法应对其单独立法,内容上包括上述两类贿赂犯罪的主体在商业交易中的贿赂行为,体系上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由此实现了我国贿赂犯罪的体系从以主体为标准的二分法向以客体为标准的三分法的转变。     

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范匿

根据1997年《刑法》第271条的规定,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从业人员必须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才能被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发生在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非从事公务的人员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就可以以职务侵占罪对其定罪处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区别在于身份取得依据的法律、体现的法律关系、行为本质特征、从事劳务和从事公务的不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要根据各共同犯罪人是否是公司、企业内部人员,侵占公司企业财物所利用的为谁之职务为标准来认定。     

律师信箱

与单位其他人员共同收受回扣是单位受贿吗?问:我爷爷是一国有企业研究室主任,与研究室其他人员一起,收受了一单位回扣,研究室人员每人分得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共同炒股。现在检察院说构成受贿罪,我们认为应该是单位受贿,请问这两个罪名怎么区分?刘传甫律师答:国有单位内设机构受贿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国有单位内设机构工作人员实施的共同受贿,是单位受贿罪还是受贿罪,需要准确把握各罪的成立要件。     

受贿罪既遂标准探讨

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存在争议,原因在于受贿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有两个,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和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对这两个行为界定的不同,导致受贿罪既遂标准的相异。有必要在明确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的基础上,探究受贿罪的既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