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权利但书与宪法义务

宪法权利但书是对宪法权利的限制,宪法义务是制宪者(人民)要求自己对国家的义务(服从法律)。权利但书与义务在主体、所禁止侵犯的对象以及与权利的关系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宪法权利但书与宪法义务都是原则性的,并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合性。各宪法权利但书形成了整个宪法权利的关系网。作为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往往伴随着权利及其权利但书;对国家的义务则伴随着国家权力及其权力但书;宪法权利但书中的重要元素——"公共利益"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     

制宪权与人权关系探源——以西耶斯的宪法人生为主线

西耶斯并非决断主义制宪权观的源头。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制宪权仅限于决定政制,而人权作为价值规范是其前提和目标。制宪权的至上性只是相对于宪制权而言,它服从于国民主权原则之下的代表制,且蕴含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大革命之后,西耶斯意识到制宪权的危险并将其掩藏,构想了宪法审查会以实现违宪审查、宪法改良和人权的终极保障。我国"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主张者在论战中各执制宪权与人权,但都忽视了西耶斯这个重要的理论源头。特别是前者在阐释西氏的制宪权理论时切断了与人权的关联,将制宪权的客体从政制扩大到政治体本身,将规范主义替换为决断主义,忽视宪法在民主正当性之外的规范正当性。"政治宪法学"应当以积极姿态有效地融入人权话语,从而走出理论泥淖。     

从权利到人权:或可期待的用语互换——基于我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思考

将"right"翻译成"权利"遮蔽了"right"一词原有的正义、超越和划界的意义。宪法学的语境有利于个体从国家中分化出来并为国家权力提供一种新的正当性。宪法学"权利"话语出现了从"公民权"、"公民权利"到"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的流变。"人权条款"入宪后为从国际人权公约角度阐释我国宪法提供了空间。从各国宪法文本看,人权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在我国,用人权取代基本权利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具有一定优势。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的理性选择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始于近代国家,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考察美国"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确立的人权保护理念和宪法性权利可诉制度,所展现的是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设置有诉讼权利特殊保护条款,为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需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在审慎借鉴中逐步调整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的力度.     

公民宪法权利在侦查程序中的实现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侦查程序的运作密切相关,侦查作为常态社会下最深刻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极易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权利,导致影响宪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阻碍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妨碍刑事诉讼任务的完成、降低刑事侦查的效益、妨碍相对人其他权利的行使等不利后果。完善相关法律,培养公民宪法意识,提高侦查人员宪法意识,加强侦查管理、切实贯彻实施法律,严格违法官员惩戒制度、强化律师辩护职能等是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不受侵犯的有效对策。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范意涵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在我国宪法上的确立并非仅出于功利主义考虑,而更在于申明了宪法之为宪法的规范意涵.一方面,它在确立公民权利正当性来源的同时,明确了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不仅深化了权利理念,为完善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提供了宪法支持,而且设定了国家权力的最高道德,确立了国家权力的基本义务.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主义”与“问题”

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面临不同层面的理论分歧,其中分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理论冲突,集中反映了中国宪政建设中不同制度发展方向的理论选择。然而,宪政建设中的实践问题既不可能等待理论上的冲突尘埃落定,也无法完全涵盖于上述理论冲突中。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面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控权机制问题、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化问题、新媒体时代的"权利-权力"关系问题、国家基本政策的制度化问题以及宽容的宪政文化的养成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纯粹的理论选择问题。不应以理论上的所谓"冲突"取代对宪政制度具体问题的关注,应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道路。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化的国际趋势与借鉴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化始于美国,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考察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的形成背景,展现的是人权保护意识的逐步深化和制度完善的过程,特别是宪法权利可诉性的确立将其上升到操作层面。我国宪法在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也有特殊保护条款,为顺应国际潮流,加大人权保护力度,应当审慎借鉴并逐步实现刑事诉讼权利的宪法化。     

宪法的社会性与人权的至高性

宪法是社会 (人民 )同国家 (执政者 )的一份政治契约 ,它首先是、主要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是社会主体 (人民 )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控权法和社会主体保障自己和防范国家的自卫法。因此它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的根本大法。宪法是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渊源、起点、基础 ,并以之为权力运转的轴心和权力的禁区与最终归宿。宪法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产物 ;“以人为本”实质是“以人权为本”。基本人权和公民权至上 ,是宪法的最高理念和原则。     

宪法视野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底线

中国的人权现状,可以套用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他人生最后一封信中的话:人们正在睁开眼睛关注人权。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状况,不仅是衡量一国司法文明的标志,而且是检验一国人权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标志。鉴于中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还处于起步与发展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还没有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到宪法视野中,以宪法的高度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一.宪法、人权与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它规范了国家各权力主体的地位与关系,界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这些…     

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具有人类普遍的进步性,它保护人权以申张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政制以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实行法治以匡正政府权力界限。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历经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到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其中,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归属和政府合法性,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公民宪法权和的规范与保护研量——波兰的历史和现实

波兰的多部宪法在文本中确认了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波兰公民宪法权利的规范内容十分全面,涵盖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以及环境权利等方面。波兰公民宪法权利由宪法法院这样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给予保障．波兰的宪法法院是波兰宪法实施的核心机构。公民在宪法权利受到公共权力机关的侵害后,可以提起宪法诉讼．请求宪法法院审理,从而获得宪法救济。宪法诉讼机制能够切实保证宪法权利得到真正实现。通过对波兰公民宪法权利规范与保护机制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中国宪法权利制度建设的先进经验。     

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宜用禁止性规则

虽然各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实际上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采用禁止性规则,二是采用授权性规则,但从理论上分析,宜采用禁止性规则.从宪法学上来讲,禁止性规则符合宪法乃授权于国之法、权利先于宪法、宪法控制权力的观念;从立法学上来说,禁止性规则更能表达防范国家权力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目的;从解释学上来看,禁止性规则能够消除"宪赋人权"的误解.     

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新释

比例原则已被全球法治实践反复证明属于人权保障的利剑,必将成为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标准。为了更好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并消除对比例原则适用范围与功能的误解,有必要探寻比例原则在中国的宪法依据。通过解释我国《宪法》中“权利义务一致性”“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法治国”“征收征用”等条款的尝试,均不能很好或完全地推导出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本质在于调整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其功能在于合理确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比例原则内置于权利和权力之中。通过解释我国《宪法》第51条的“权利的限度”条款和第33条第3款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可以得出比例原则在中国具有宪法依据,属于宪法基本原则。     

论我国宪法价值取向的演变

每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法治发达国家的宪法在文本层面侧重于保护公民权利。我国1954年宪法在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确立了权力本位的价值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我国宪法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确立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模式正成为我国宪法的明显趋势。     

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

尊重保障人权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底线,社会的内在和谐是制度性的,它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互动形态下形成的和谐。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和必然要求,确认有限政府和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宪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根本保障。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首先要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宪法层面的设计,确立保障人权实现的宪法制度。只有宪法所保障的人权的最高价值得到实现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够最终实现。     

我国宪法完善的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分析

从人类宪政发展史来看,宪法完善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良性平衡结构的形成.我国宪法的完善问题应选择这一模式,这既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自然结果,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由此,我国宪法改革的制度设计,应适度界定国家权力,重点加强人权建设.在完善国家权力制度方面,应遵循领域相对缩小、纵向收放结合、职能明晰制衡等原则;在人权制度完善方面,应适度扩展主体范围,进一步充实以经济自由权和财产权为核心的基本权利.     

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宪政解读

公民权利是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主体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实施权利需要配置资源,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宪法规定的农民的公民权利被搁置,造成农民公民权利的贫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的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农民权利的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国家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     

行政诉讼的宪政分析

中国近代社会几乎历次行宪都伴随着一场你死我活式的暴力革命斗争,而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轮回。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僵局,它通过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各权力相互之间关系的巧妙界分与处理,将中国推上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宪政之路。而它所体现在法治政府、人权保障以及宪政文化发展等诸方面的宪政意义也正日渐显露出来。     

论刑事诉讼功能的契约化嬗变

从制度运行与结构的关系的角度,刑事诉讼活动在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诉讼功能的体现。弘扬契约理念就是要强调通过契约主体的主动参与,防止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产生错位。至此,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已从一种国家对被追诉者的绝对关系,发展成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活动所体现的也就不再只是服从于政治需求的单一功能,纠纷解决、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以及政策昭示因此而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