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

近代西方的世界性扩张不仅在地理空间方面结束了各古老区域性文明的相互隔绝状态 ,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整合 ,也在时间方面结束了各古老民族的循环时间观念的命运 ,把西方工业化社会内部所呈现的以“历史进步”为特征的线性时间逻辑客观地强加于各古老民族。在西方扩张的进程中 ,中国社会与法律和其他非西方民族的情况一样 ,成为“扩张”和被“挤压”的对象。本文借助人文地理学家戴维·哈维 (DavidHarvey)“时空压缩”概念并加以适当转换 ,提出了“时空挤压”理论 ,用以描述中国近现代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     

法律发展与法律知识化

法律发展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价值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基础的法律主体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法律知识化”、话语合法化以及法律主体的价值立场的有效运作，是法律文明、有效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法律发展话语摒弃规则主义弊端制约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现代法治的确立与以理性化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化过程密不可分，法律知识化由知识对法律的关系提升、扩展为一种法律观，再由一种法律观落实为一种价值观、方法论，并由此引导法律主体追求和建设一种新的法律文明。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知识化”使法治成为近代法律发展的本质性，把知识化原则导入法律发展领域，从而实现了法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     

“以人为本”法律价值探究及其法治理念构建

法律上重要的不是原创性,而是是否合乎民族性。普遍的法观念的确认,是对法的概念的综合性认知。法观念的形成,是认知个体传统法律文化的综合体现,包括法的概念、法的生成及法律发展史。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对构筑现代意义之中国法治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故此,“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一种,在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归因于自然法观念与人类进化及社会公益观念的和解。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法律”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实践的交流中比较考察

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价值

中国土地物权、行政、司法等传统法律制度均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一田二主”制曾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时值今日仍有其现实的生命力。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行政管理体制都有“理性行政”的特色,近代西方将其引入并改造为通行西方世界的文官制度。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的和谐思想与调解制度有诸多近似之处,封中国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借鉴意义。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法律信仰之探讨

“法律”在现代法治国家被确立为“至上”的地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的永恒,注定它不能仅仅被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来重视,而应形成一种民众的法律信仰。本文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入手,论证了法律作为信仰的历史合理性：并通过研究法律信仰的对象来探讨“法律应如何被信仰？”     

浅谈法律移植与本土化问题

法律移植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产物,任何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但是各国家或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增加了文化交流的难度,因此所移植法律必须与本国的传统结合起来,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协调移植的法律与本土资源会使得固有文化得以传承,又能与世界接轨。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进行法律移植时就必须充分考虑本土化的问题,即使在诸多领域法律日益趋同化的今天,本土化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     

探索文学文本中的法律资源——读波斯纳《法律与文学》

本文旨在引述西方文学与法律的映射关系,概述法律与文学这一边缘领域的研究意义与探讨的可能性,并适以举例,在中国本土化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作为本土化的法律资源,及其两者历史发展中的相互运作性。     

法律继承

近代以来,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法律冲突、法律规避,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对西方法律的盲从和对法律移植的盲信,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由我国社会文化自身特点决定的,能够在中国运行得良好的法律,必然是能够为我国社会文化所容纳的法律.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重新检讨历史就成为必要;当我们认识到法律移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现代化的问题,就必须寻找新的路径。法律继承将是一个极为便利亦更加有效的途径。因此,中国法律能够在继承上走得更远一些.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

“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的法律。弄清“基本法律”的概念、性质与效力 ,对于科学认识国家法律体系的结构 ,认识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以及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法律效力等问题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律解释中的情、理、法

法律解释在中国古代和西方社会的渐进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变，可谓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情、理、法的完美结合始终是理想境界，如何在吸纳国内已有的本土传统法律解释以及去借鉴西方法律解释的智慧，来达到一种既能遵循法意，也能阐释情理，以至于能够通过法律解释来推进法律更好地施行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法治难题之一。中国的法治进程的发展需要注重利用国内已有的本土化的资源，注重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思想，使其与现代精神契合。     

法律失灵：一个客观的法律现象

古今中外法律发展历史充分表明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法律以来 ,法律失灵问题就一直存在 ,而法律失灵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重要问题。所谓法律失灵是指现有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发生的作用偏差和不合理现象 ,是就法律效果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法律失灵这一概念不同于传统的法律漏洞、法律缺陷和法外空间。法律漏洞是指法律本身的不完备 ;法律缺陷是指法律的残缺或不完备 ,不仅指法律规定的缺漏 ,还包括法律制度 ,立法技术等的不完善和局限性 ,是一个范围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①法律缺陷包括法律漏洞 ,两者是属种关系。法律失灵和法律缺陷、法律漏…     

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及特点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灵魂,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经历了近代、当代的变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功能和特征;法律文化的演进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形成的;它由义务本位观主导转变为权利本位观主导;法治文化最终取代政策文化。     

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     

社会法中的人——兼谈现代社会与法律人格的变迁

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法制的发展可以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来形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形式合理和抽象的社会。抽象人格是近代私法塑造的人的形象。从社会法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关于“人”的观念呈现了一个从抽象人到具体人,从原子化的人到团体化的人的发展。     

法律社会学

<正> 一、法律社会学及其在我国的兴起法律社会学原来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法学研究新方法和新思潮.它强调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分析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状态,强调用实态调查、统计分析等实证方法来对法律现象进行建立在事实材料基础上的经验研究;它所注重的是法律现象的"事实",而非"价值"或"形式". 法律社会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当时社会法制改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西方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并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