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政府能力是政府实现行政目标的工作能力。在影响政府能力的多个因素中，机构设置处于前提和基础的地位。所以“大部制”改革是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当前地方政府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中，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工作核心，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为工作重点，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同时推进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改革。     

“大部制”需有“大作为”

“大部制”机构改革是近期召开的新一届两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并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改革的新起点和新突破口。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进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这些当然都是良好的愿望。但是，如果“大部制”改革仅仅停留在裁减或合并机构的表层，恐怕很难完全实现上述改革目标。     

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若干思考

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政府机构改革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才能使大部制的应有功能发挥出来。为此,需妥善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即大部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的关系、不同政府层级之间大部制改革的协同推进关系、大部制改革与突破利益部门化格局之间的关系、大部制改革与机构合并之间的关系和大部制改革与权力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     

推进实现三个根本转变的内涵式大部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广受关注的我国政府大部制改革将迈入新的阶段。从十七大开始的大部制探索,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条外延式改革道路,在从多部门进行职能转换、机构瘦身、人员裁减的过程中搭起了架子,立起了牌子,迈起了步子。十八大以后的大部制改革,无论是现有大部门的完善还是新     

八面来风

十七届二中全会：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意见 探索实行“大部制” 十一届全国人大：审议表决《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08年民生投入“清单”;习近平：正确用人要树立六大导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正式纳入国家战略;浦东：克难攻坚．在新起点上谋划新突破……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要因地制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访谈录

从去年开始，以“大部制”为核心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全面拉开帷幕，目前国务院机构改革工作初步完成，各地政府机构改革正在启动。围绕着本轮政府机构改革、公务员队伍建设等问题，本刊总编专门采访了公共政策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     

大部门体制改革的难点、挑战与关键

大部制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府体制模式，推行大部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改革中，如何再造部门文化、调适部门利益冲突、实现对大部门组织的监督和党政权力的对接，是大部制改革面临的难点和挑战；而如何正确把握大部刺改革的节奏和推进方式，跟进配套改革措施，则是大部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大部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与构建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责任体系。如果说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对政府内部权力进行优化配置,那么职能转变则是要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性政府是我国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主导目标。当前我国的大部制改革正处于起步阶段,如何结合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核心要点,对大部门体制进行深入解析,准确定位,抓准核心要点与难点,是顺利开展大部制改革工作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大部制改革之“顺德模式”思考

“顺德模式”在大部制改革中获得初步成效，适应了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但该模式也存在不足之处，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既是推进大部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从下放和削减审批事项、突破“上下对口”的部门设置思维，实现因地设置部门及部门领导级别高配三个方面提出改革对策的重要依据。     

新公共管理改革对当前中国政府的启示

十八大以来,本届政府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和行政审批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新公共管理对我们的启示是在简政放权的同时,防止市场侵入到社会其他领域,在缩减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经历了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的发展。如何考察＂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也告诉我们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唯一的、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答案。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