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政权或政府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其合法性是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宪政制度和政策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源泉,丧失了基础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引发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往往存在着主体、内容、过程三重表象。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探究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作为政府政治输出的公共政策 ,其合法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统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它是政府合法性的外在表现。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即政府的合法性权威 ,政策运行程序的正当性 ,政策价值标准的合理性     

西方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及消解对策

由于国家主义、绩效困境以及多元主义等缘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呈现出政策参与、政策有效性和政策认同三重危机。面对诸种危机,西方国家开出了"治理—善治"、"第三条道路"、竞争性政策机制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整体主义等药方来医治其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     

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以人为本是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因为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是有效实现公共政策的价值整合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需要。制定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需要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扩大公共政策形成中的公民参与、提高管理效能。     

缘起于合法性要求的政策参与分析

长期以来,在我国公共政策领域一直存在着“肉食者谋之”的观念和政治冷漠的现象,普遍认为政策过程是国家机关的职责,公民只是政策对象,致使政策各环节都缺少公众的身影,大大削弱了政策的合法性,使政策执行遇到认同性危机与阻力。如何扩大公民政策参与,增强政策合法性,成为当前必须着手去研究和解决的一项艰巨课题。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论公共政策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同时也是有着独特的价值诉求和特定政策意图的人类活动。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公共政策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社会价值分配的重要形式。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具有内在统一性。它是通过政策主体的行动、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政策过程的推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     

公共政策失效的背后：一个合法性视阈的探析

作为维持公共政策系统有序运作的重要维度，合法性的高低不仅影响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对政策实际效果产生正负型的向度指引。其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获取离不开对政策主体、政策执行、政策客体的探讨。然而，政策主体的“非市场缺陷”、政策执行的“分裂操作”、政策客体的“低水平参与”，成为引致公共政策合法性削弱乃至失效的三大痼疾。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优化政策执行的法制环境与监督机制，拓展公民政治参与范围和意识的培育。     

论政策能力概念的廓清及其价值

政策能力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内涵及表现形式之一，影响着公共权威主体。主要是政府的合法性及权威性。在后现代社会，面对层出不穷、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公共政策已逐渐成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廓清政策能力概念，有助于对政府行为做科学的评估。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有助于夯实政府的合法性。这些也将是决定一国政府得以稳固执政的重要条件，也将是影响一个国家在世界竞争序列中取得优先位置的决定性因素。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若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 ,党建理论界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市场经济与腐败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如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民主集中制与首长负责制等的关系问题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科学解答 ,研究视角也需要进一步转换和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