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嘉莉妹妹》与“颠倒”的美国梦

美国梦是美国文学的传统题材，所以，美国作家的创作大都会涉及此命题。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年轻的德莱塞也以自己的耳闻目见为素材，在《嘉莉妹妹》中书写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梦。不过，他的见解未落入传统认知的窠臼，“颠倒”倾向明显。当然，这里的“颠倒”含义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倒置”“错乱”，而是蕴含了反传统的写实意味。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通过书写性别、诉求和途径三个维度的“颠倒”，试图重新厘正传统美国梦内涵中实践方面的偏差。同时，“颠倒”的举措还体现出他对“大转折的年代”里女性权益的维护，对消费时代下欲望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垄断时期“公平道义”的倡导。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论新时代“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

“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强调民族因素在社会治理时空中的展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属性构成社会治理诸环节“民族在场”的内在逻辑。“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侧重于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价值；在治理结构中，党委统筹整合利益，政府切实维护利益，社会自主交换利益；并通过提升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水平来实现保障。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论奥古斯丁的“根本恶”观念

文章讨论《忏悔录》第二卷的“根本恶”观念,奥古斯丁称之为“为恶而恶”。文章从以下三方面分析了“根本恶”观念：（1）“根本恶”是与任何具体回报包括财物、名誉和权力无关的恶,是纯粹的恶;（2）“根本恶”虽然存在于个体里面,但个体由于受所谓的道德感约束,因此单个个体通常不会表现出根本恶,共同体（例如朋友的友爱）反而容易造成根本恶的实施;（3）根本恶的本质是“骄傲”,而“骄傲”是一种虚假的自由。文章由此指出奥古斯丁所谓的恶的伦理是一种不同于希腊德性论的伦理观念。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康德与王国维审美启蒙论的情性论分歧

作为中西方现代审美启蒙观念的奠基人，康德和王国维关于人类情性教化的具体思路却未尝相同。在晚年康德笔下，“黏液质情性”的地位超过了“黑胆汁质”情性，其中体现出其以禁欲主义的无功利化审美方案疗治忧郁情性的动机。相比起康德的方案，王国维在相信“不可爱”的人性论现实的同时，更渴望保留“可爱”的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出于这一动机，王国维借助叔本华的学说，提出关于“势力之欲”的生存本体论，从中发展出一套用良性嗜好取代恶性嗜好的务实的情性疗治方案。     

论儒家的审美方式——对孟子性情论的美学阐释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在现实情境的感发下产生“四心（端）”。“四心”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于一体，其作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四心”的感受体验过程在儒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较好地体现出儒家的价值追求，所以称之为“儒家的审美方式”。它虽然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被充分自觉，不像自然情感感发那样发展出感物学说。重视这种审美在道德活动中的基础地位，有利于缓解道德主体内心的冲突，并可以抗拒在道德活动中对既有观念和规范的非语境化运用。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区分：等级之差抑或类型之别——兼谈“尊敬”的形态

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布尔迪厄区分出了三个等级层次的文化趣味（生活风格）：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进而，通过将“趣味”（生活风格）与“习性”关联，凸显了“文化趣味”在标识和维护身份等级及其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而一些美国学者在布尔迪厄著作的激发下所做的研究则质疑了这种重要性。在看待不同的文化趣味、生活风格时，欧洲人更倾向于从等级高低的角度来评判，而美国佬则相对更强调类型上差异；这种审视视角的差异，根源于欧美不同的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性差异。看待文化趣味、生活风格的不同视角，关联着社会尊敬的不同形态：越是倾向于从等级高低的角度来审视，则越会形成“不平等社会”式的尊敬形态，而越是倾向于从多样性、类型化的角度来看待，则越有可能形成“平等主义”的尊敬形态。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