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阐释与构建

计算法学作为新法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范式的变迁，在于数字信息文明进程中新科技发展的冲击与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因法律与科技相融而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领域和命题。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整体构建，需要在计算法学初步成形基础上，提炼出计算法学蕴含的主要命题，包括法秩序有序性、整合模式、法治协调共生等，并使计算法学的构造与原理体系化。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基本课题的构建，既是对人工智能法学、数据法学到数字法学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法律与科技在法学方法论、法律规制论、法律数字化层面的转型升级，还是回应数字信息文明中数字正义、数据包容、协同共治的数字法治范式的展示，合力于数字法治建设以及全面提升作为新法科之计算法学研究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第四种法学知识新形态——数据法学的研究定位

基于科学研究的第四种范式——数据科学,可提出继法教义学、实证法学、计算法学研究之后的第四种法学知识新形态——数据法学。数据法学是法学研究创新发展的新方向,也是一门独立的法学新学科。数据法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数据法学特定的研究对象是法律数据。法律数据是指以任何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形式完好的、具有意义的、能给予相关参考点一个值的法律信息的记录。数据法学特定的研究方法是法律大数据方法,而非法律解释方法和实证法学方法。数据法学的本体论内容是数据权益,涵盖个人数据权益、企业数据权益和数据安全利益。数据法学的认识论内容是关于相关关系的研究,涵盖法律数据产品的创造和法学知识的发现两个方面。     

计算法学:法律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

计算法学是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学中深入应用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使用建模、模拟等计算方法来分析法律关系,让法律信息从传统分析转为实时应答的信息化、智能化体系,旨在发现法律系统的运行规律。计算法学的核心思想是计算思维与法学思想的深度融合,研究者通过主体的分布式实时计算来分析法律行为,从而发现法律发展的深层规律。人工智能等增强技术应用于法学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法学基础理论,提升部门法科学性及协调性,减少法律系统运行摩擦。计算法学对于提高立法与司法效率、应对和规避技术风险等均具有积极作用。计算法学涉及计算法学理论、立法实验、司法预测、法律的语义挖掘、法律逻辑分析、司法管理系统、司法证据等几方面研究。计算法学吸引着众多法学、计算机科学研究者的目光,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并有望孕育出一批新的法律职业群体。     

比较法学功能之探讨

功能对于比较法学整个学科而言，不仅有着纲举目张的作用，更维系着在激烈的学科竞争中这个学科能否继续独立存在。考察当下比较法学发展现状，比较法学在立法、司法、法学教育、国际法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比较法功能在中国的发挥自始就肩负着法律的国际化和法律的现代化两大历史使命。     

纪检监察学的性质及其学科体系

纪检监察学是大法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包括纪检学也包括监察学，既包括组织学、管理学，也包括法学，是与纪检学、监察学、法学和组织管理学等相互并列、交叉甚至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腐败与反腐败的文化建设、党和国家监督的制度建设、纪检监察有效运行机制的建设和反腐败效能充分发挥的建设等。在纪检学中可划分出纪检检查学概论、中国共产党纪律学、违纪行为学、纪律审查学、巡视与巡察学、党纪政务处分学等三级学科，在监察学中可划分出国家监察学原理、监察法学、监察管辖职务犯罪罪名研究、监察询问与讯问、监察调查学、监察证据学、监察案件调查的配合、监察案件及档案管理、监察案件审理学、监察处置学、监察案件的审查起诉与补充侦查调查、国际反腐败合作、监察监督学等三级学科，在纪检学和监察学相互融合和交叉中可以划分出纪检监察学基础理论、纪检监察监督学、纪检监察信息学、纪检监察史学、纪检监察管理学、纪检监察心理学、纪检监察方法学、纪法思维与逻辑、职务犯罪预防学、腐败及其治理、纪检监察应用学等三级学科，以此形成纪检监察学的整体学科体系。     

我国政法教育的变迁与展望

政法教育形成于1950年代,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它为政法工作培养专门干部。与政法工作强调政治性一样,政法教育是强调政治性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纪律教育。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日趋强调专业化、职业化。20世纪80年代,仍继续强调政治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严打”刑事政策有一定关系。1990年代以后,政治性在政法教育中日渐淡出,法学教育趋向服务市场经济的专业化。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法治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新实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深入政治领域,国家和社会治理广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范畴,涉外法治深度关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这些实践造就了强调政治性的大法治工作格局,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催生了新政法教育。党内法规学、纪检监察学、国家安全学、社会治理法学等新学科应运而生,人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应需更新。新政法教育与专业化法学教育并行,扩展了法学教育的领地。     

中国的国际法学:问题与思考

中国的国际法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的作用和功能认识不足,国际法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较浓,国际法学研究与国内法学研究脱节,国际法学研究的基础薄弱,国际法学的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等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整个社会对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确立正确的认识、提供有力的环境,而且在终极上需要所有国际法学者的共同努力。     

论现代法学教育视野下的司法鉴定教育

司法鉴定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法学与相关自然学科、经济学科等结合的产物。司法鉴定的实践和理论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法学教育的舞台上,却是近些年的事情。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法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发展的共同结晶。司法鉴定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还需要面临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正确定位司法鉴定学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深刻研究司法鉴定培养的内容和层次、课程设置,以及教育的实施方式等,以促进司法鉴定教育的发展与完善。     

法学与法学史

本文主要讨论了中国法学研究现状、中国古代是否有法学、中国古代法学与现代法学的差别、中国古代法学与律学的异同点、中国古代法学到近代为何消亡以及如何对待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等6个方面的内容。     

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新趋势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海量性、快速变化性、格式多样性和结构易变性的特征和数据的经济价值以及数据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创造价值的作用对法学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出现法律空白或频繁出现新的法律纠纷;新的研究方法渗透至法学研究领域;开辟新的法学研究领域:数据权问题凸显;促进有关数据的学科与法学的融合。在大数据技术的影响下,法学研究的新趋势为法学研究的模式应重视团队合作研究,法学研究的对象应重视法与科技的关系,法学研究的领域应重视法学的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     

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

法理学是一个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基本问题的学术门类 ,与法律哲学或法哲学含义相同 ,都是探讨法律的一般性问题的学科。与其他法学门类相比较 ,法理学的对象超越了实在法规范 ,甚至更多地以相关法律思想和学说为研究的直接对象 ,从中获得思考现实法律问题的精神养料 ,目的是建构和探索法律的理论问题。因此 ,法理学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心智、启蒙思想 ,提高法律职业者的理论思维能力。     

出土文献的法学价值

20世纪的出土文献令世人瞩目,相关研究成果扣人心弦。出土文献中大量的法律史料,如: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张家山出土的《汉律》、银雀山出土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与《周易》、郭店出土的儒家与道家文献以及其它古佚书,等等,使久已失传的律典及法律思想方面的文献得以重现,为改写中国法律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广阔的空间。     

论法学研究的两种视角——兼评“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逻辑之非

法学有两种观察或研究视角,即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简言之,前者是规范(制度)事实视角,后者是社会(事实)视角。因之,法学也可两分为内部视角的法学和外部视角的法学。前者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和纽带的制度事实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分析为基本方法,并强调规范中心和规范决定论;后者则以法律规范与其它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并运用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方法作为观察和研究法律现象及运作规律的具体方法。它强调社会(事实)中心和社会决定论。法学(尤其法教义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一支,与社会科学之间是种属关系,因之,法教义学与所谓"社科法学"之间,在逻辑上不能以并列关系对待。与其说"法教义学与(和)社科法学",不如说内部视角的法学与(和)外部视角的法学。     

法律地理学论纲

法律地理学不是“陡然出世”的研究领域。其沿着关联性脉络与辩证性脉络发展,核心是研究“人—法律—地”的学问。法律地理学有着反思空间排斥现象的制度原因、阐释“城市与乡村”“省域与市域、县域”等具体空间的规范性意涵、深化地方法治建设等功能。法律地理学的关键范畴是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尺度、身份和边界,研究方法主要是“行为—结构”分析与“双重想象”。     

20世纪初美国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及反思

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学进行了一场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尝试。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首倡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受到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的激烈反击以及一些心理学家的反对。但是,也有部分心理学家随后开始进行法律行为实验研究及法律心理学研究,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哈钦斯针对一系列具体主题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而威格摩尔在反击之后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此次交叉研究为二战后行为法学派在美国法学界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由此思考法学对于交叉研究的接受度,以及那个时代心理学影响法学研究的可能。并通过20世纪美国法学各类交叉研究的繁荣,反思我国当下司法实践的现代化变革及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走出学术困境,迎来法学研究的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应当在对传统的法学方法加以完善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法学理论。为此,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提炼出一些对中国问题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概念和范畴;应当放弃那种动辄赞美西方法制、批判中国法制的研究态度,从中国移植西方法制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应当从中国自生自发的司法改革中发现制度形成和生长的规律,从而发现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并提出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纠正那种过于重视引进西方证据概念和证据理论的倾向,从中国的司法哲学、法律史和法律实践中发现证据规则,形成自己的证据理论。     

非概念性法学中的事实、价值与行为

作为大多数法学理论著述的一种范式 ,非概念性法学涵盖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其目标 ,就是要陈述那些经得住反驳的、有知识旨趣的问题 ,以及法律及其后果的社会作用问题。所以 ,非概念性法学理论都是可证伪的。法学对话 (Legaldialogue)则为检测非概念性法学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途径。因而所有的主张 (无论是明确的主张还是隐含的主张 )都是法学对话参与者试图表达其不同观点的手段 ,而他们所要表达的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 ,莫过于以下三大类 ,即 :事实、价值与行为     

Service Providers’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s of the Legal Service Needs of Crime Victims

Currently, there is an expansive body of victimization literature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field, which covers a number of essential topics such as victimization trends and patterns, short-and long-term effects of victimization, as well as specific effe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Despite the variety of topics examined by empirical research, there is a noticeable lack of discourse pertaining to civil legal services for crime victims. This study is among the first to take a close look at civil legal services for victims by exploring three uncharted areas including: (a) service providers’ knowledge of civil legal services, (b) the legal needs of crime victims and available services, and (c) barriers between victims and accessing civil legal services. Us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from interviews with service provider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are discussed.     

Mainstreaming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in Family Law: The Israeli Child Protection Law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TJ) to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 of reforms in child care law. It does so by presenting three dilemmas arising from The Israeli Youth Law (Care and Supervision) 1960 relating to its substance, procedures, and practice. TJ is a “field of enquiry” that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n litigants in order to advance rules and practices that have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to minimize the use of rules and practices that have antitherapeutic ones. Following the TJ methodology, we integrate psychosocial findings into the legal discussion. We propose some therapeutic practices, as well as legal reform to make the child protection legal regime more TJ friendl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按照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法学者应从经验事实出发,将问题作为法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将对问题的分析、解释和预测作为研究的归宿,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按照提出假设、进行论证、对相反命题进行证伪以及将得到论证的命题一般化等基本程序,组织和安排法学研究活动。为此,法学者应当对那种单纯的对策法学、引进法学和移植法学方法作出深刻的反思,并抛弃那种将理论问题意识形态化,孤立地看待刑事诉讼问题的研究方式,真正从法学各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发现新的前沿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