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及其影响

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太空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主要特点包括: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但仍致力于维持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地位和在太空科技发展中的优势;接受为和平目的使用太空的提法,但继续发展太空军事能力;积极促进商业化太空利用的发展;计划登上火星并在月球上建立以机器人为主的基地.“高边疆”思想仍是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的理论基础,其他影响美国太空战略的重要因素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航天科技的发展、其他国家太空军事能力的发展、国会的态度及游说团体和媒体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降低了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但要签订太空非武器化国际条约依然任重道远;增加了在太空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但美国主要是与其盟国进行合作;使太空竞争进入新阶段,不排除美国与新兴大国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性.     

“印太”视阈下印度太空战略的进展、动因及挑战

当前基于技术的权力成为主要国家扩展国际权力的有力依托，而太空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为此印度政府接力推动其太空战略，在基本解决运载工具问题之后，利用低成本策略积极开拓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全面加强空间探测和载人航天等主要领域的顶层设计。随着美国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印度太空技术发展迎来了有利时机。印度在保持与俄罗斯开展太空技术合作的同时，积极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带来的技术引进和市场准入机会。当前印度的太空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但面临的制约也显而易见。除核心技术差距外，印度私营部门参与太空产业化的步伐也落后于主要国家。印美太空合作还受到美国太空霸权的影响，这也成为印度对西方国家战略疑虑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和印度有动力也有责任在太空领域开展更多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中印在太空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创立典型路径。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太空合作初探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作为高科技活动的航天开发已成为更多国家的战略选择.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是亚洲国家,其太空力量发展迅速,已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亚洲国家间的太空合作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①近些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太空合作进展显著,在商业出口、联合开发及信息共享等方面取得不俗成就,成为大小国家之间及发展中国家间太空合作的典范.当前,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与对互联互通的迫切需求,打造“天基丝路”②成为沿线国家的共识,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加强太空合作的有力因素.     

商业航天发展与大国关系演进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航天大国为应对多元化的全球竞争而日益加大力度寻求太空实力。由于航天产业对国家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拉动以及国家脆弱太空资产的保护需要,大国普遍选择利用航天商业化推动国家航天能力和航天产业的发展。这种获取权力—利益的动机为航天的私营化和商业化提供了动力,并使航天事业的发展日益成为大国太空互动中的关键因素。当前,太空已成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领域,航天大国在国际航天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利用航天技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的热潮。商业航天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同时由于大国抢占竞争优势和私营企业逐利的需要,全世界无序竞争、逃脱监管、破坏太空环境等问题日益增多,给太空安全带来隐患,太空秩序的维护显得日益重要。商业航天的发展亟待在大国竞争与维护和平、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企业盈利与太空治理中实现平衡。     

太空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太空治理议题涉及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太空安全以及太空安全化四大问题。太空问题的逐渐增多使得太空治理日益迫切,而太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具体规范相对不足、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等原因,造成现有太空制度陷入治理困境。新的太空制度构建需考虑太空领域的权力结构、博弈类型、议题差异等因素。分层治理模式比较契合未来太空治理,即在太空安全、安全化等议题上以大国协调为主,在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等议题上,由大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并调动中小国家积极参与。中国是太空大国,也是太空治理的重要角色,应积极参与太空治理,推动太空制度改革,促进太空和平利用。     

正视历史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前提

<正>早在70年代初,日本领导人就提出了“向政治大国过渡”的口号。进入80年代,日本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使日本成为“得到国际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等等,从而明确提出了日本走     

美国欲借进攻性"否决"计划独占太空

美英媒体最近披露,从明年开始,美国防部下属的国家侦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将主持实施新的进攻性“否决”(negation)计划:加强太空控制能力,未经美国许可,任何国家不得在近地轨道进行情报侦察以及其他太空活动。这是美国太空控制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它意味着美国抛弃了过去的“灵活否决”政策,转而执行更具进攻性和强制性的太空控制政策。太空控制旨在“确保本国在太空的活动自由,剥夺敌人太空活动的自由”。其主     

“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与太空安全机制新动向

近年来,太空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加速,商业航天崛起,太空拥挤加剧,太空军民融合加深。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20年发起一项名为“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太空军控新议程。该议程推出后,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将之导向一项自愿承诺禁止地基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其太空军控立场的重大转向。美国意图借“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干扰对手发展不对称反卫星手段、强化太空同盟、划定太空威慑“红线”、策应太空环境议题。“负责任外空行为”已成为太空安全机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议程,不仅因为其引发了大国间政治矛盾,还因其体现了太空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向。在新的太空安全环境下,太空军事安全和民事安全的国际机制正交叉融合发展,各机制的议程模式将更加开放、参与者更加多样、控制行为的路径更加主流。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以对等求合作:稳定中美太空战略关系

太空既曾是美苏展开冷战竞争的主要竞技场,也曾是两个超级大国实现戏剧性缓和的展示舞台.①因此,不论是基于现实还是历史经验的考虑,太空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都拥有巨大的影响,两国也均将其视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关键领域.②一方面,美国要维护太空优势地位,确保其太空资产的安全和“充分利用”太空的权力;另一方面,中国则致力于增进自身能力,通过缩小双边力量差距来“说服”美国在该领域进行合作.     

信息化战争的新境界——太空战

人类对太空的探索经历了认识太空、进入太空和利用太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中，人类处于探索和寻求突破太空束缚的状态。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人类发现太空在通信、导航、气象以及地质勘探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也注意到将太空技术用于情报搜集、指挥通信、武器导引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和巨大优势。因此，拥有先进太空技术的国家开始将太空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人类也进入了以控制太空为目的的新阶段。在研究如何控制太空的过程中，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军事强国提出了太空战理论，从而将争夺太空控制权的斗争具体化。     

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进和发展动向

推进太空军备控制关乎各国航天事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957年苏联太空力量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了“导弹差距”的恐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太空军备竞赛。在核恐怖对峙中,美苏双方逐渐认识到,实现太空军备控制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期盼,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太空军控第一阶段的系列成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太空领域出现了权力严重失衡的局面,太空军控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弱纳什均衡状态转瞬陷入徘徊、倒退。冷战前后的第二阶段因美国的阻挠和退约,太空军控成果乏善可陈。2011年以来,太空军控进入第三阶段,呈现出大国激烈角力、阵营泾渭分明、议题交叉融合等特点和态势。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现实,世界各国需要在总结太空军控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其内在机理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参与制定推进太空军控的有效应对策略和议题方案。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历史演进

自20世纪50年代人类开发利用太空以来,太空威慑作为美国与苏联战略博弈的手段之一就已经出现.冷战时期,太空能力的进步先是作为美国政治和技术实力的标志成为国家整体威慑战略的一部分,其后又与核威慑紧密结合,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确保生存”的威慑态势中发挥作用.冷战结束后,太空威慑逐渐与核威慑战略分离,成为独立的威慑手段.1996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太空政策》明确提出太空威慑的概念.     

“星链”对太空军控的影响北大核心

“星链”已成为新一轮太空热的亮点,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推出。这项创新给太空安全带来的直接挑战是频轨资源的短缺,更加深远的后果是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得到重新赋能、太空军民结合加深、太空意外事故导致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加剧、主权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受到挑战。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持续的背景下,太空军控形势产生多方位变化:国际社会对频轨资源治理的需求将成为太空军控的重要动力来源;军民结合将促进太空安全机制的交叉融合发展;太空实力分布的集中化将动摇各方既存利益关系;太空行为体的多样化会造成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态势;太空军控的侧重路径可能由限制器物转向控制行为。     

日本的援非方略及其涉非外援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1992年,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明确提出,日本“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这一目标实现,“等于日本被承认为政治大国”。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深度调整了对非洲的战略,明显加大援助力度,并藉此争取非洲国家对其“政治大国”战略诉求的支持。目前,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拉近同非洲战略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     

西欧的太空政策

在西欧合作的各个领域中,太空合作是进行得比较顺利且成效颇为显著的领域之一。经过西欧国家20多年的共同努力,西欧今天已发展为尾随苏美之后的第三大航天力量。然而,太空技术发展很快,并且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竞争十分激烈。因此,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都采取了措施,加强太空技术的开发和领导,欧洲太空局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长期规划,以建立一个在航天的所有重要领域都实现自治、并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太空欧洲”。     

美印太空合作动因及前景评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美印太空合作始于冷战时期。当前,太空合作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美印双方在太空合作中各取所需:美国利用太空合作拉拢印度,旨在实现其反恐、太空、地缘、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印度则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全面提升其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实现其大国梦想。美印太空合作还基于共同的需要,即确保太空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增加太空态势感知与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但是,随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光环的褪色,美国对印度进行技术扩散的担心增加,并且对印度太空行为能否受控于美心怀疑虑,因此美印太空合作继续深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浅析

东盟,作为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实力相对薄弱的国家集团,在冷战时期处于美苏争霸和东西方对峙的夹缝之中.冷战结束后,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总体实力大大增强,但仍远不能与周边各大国相匹敌,小国忧患意识依然浓重.因此,其成员国一直把保持大国在本地区的“均势”作为其大国关系战略的基石.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亚太地区力量结构多元化和力量对比均衡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东盟国家更加重视保持大国力量的“平衡”在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中的作用,并开始全面推行这一外交.     

美印太空合作动因及前景评析

美印太空合作始于冷战时期。当前，太空合作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美印双方在太空合作中各取所需：美国利用太空合作拉拢印度，旨在实现其反恐、太空、地缘、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印度则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全面提升其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实现其大国梦想。美印太空合作还基于共同的需要，即确保太空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增加太空态势感知与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但是，随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光环的褪色，美国对印度进行技术扩散的担心增加，并且对印度太空行为能否受控于美心怀疑虑，因此美印太空合作继续深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

“政治大国”战略是８０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所确立、推行的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其战略目标主要有三,提出了形成以“美日欧”三级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以重点推行“大国外交”和欧亚大陆外交。推行政治改革、向军事大国迈进、巩固经济大国地位、向世界推行“文化输出”战略等为推进政治大国战略的手段。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并非易事,受许多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