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结构化视野下村庄主体精英的村治行为逻辑

进入后税费时代,村庄主体精英如何承接国家资源赋予并实现村庄的自主发展是重中之重。村庄主体精英是相对于一般性村庄精英而言,是指在村庄内最具资源优势和动员特色,能够为村民和政府赋权的精英。从结构化的视角出发,其行动的结构是由纵向上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正式结构与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结构,以及横向上的家庭的私性关系结构与来自市场的利益关系结构交互构成。这种交互的结构体系既制约了村庄主体精英的行为选择,同时村庄主体精英的自我扩展性也生产了新的结构体系,从而形成了以村庄主体精英为核心基点的复线治理状态。深度挖掘村庄主体精英的"结构—行动"的互构特性有助于深化和推进农村社会的治理现代化。     

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可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分析精英角色、精英权力结构与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可见精英转化机制的运作机理正是遵循村庄基础的变化,实时地对精英角色和地位及村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对村庄秩序产生即时性影响。     

精准扶贫中乡村治理精英对国家与社会的衔接研究——江西省XS县的实践分析

在社会组织化较低和村民个体化的条件下,治理精英成为与政府合作推进扶贫工作、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通过构建基层政府、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治理精英为什么会成为衔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纽带和乡村社会扶贫的关键力量的原因作出解释:其一,村庄内部人力、财力、文化等资源的匮乏使得普通村民群体难以肩负脱贫致富的重任,作为"弱者",他们更愿意依赖治理精英来实现这一愿望;其二,受到经济理性观念的影响,基层政府更信赖有声望、有发展能力的治理精英,富有治理精英的村庄因而更容易获取政府扶贫资源;其三,乡村治理精英无论是个人禀赋还是社会资源相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优势,在扶贫行动中他们更可能发挥核心作用。但是治理精英协作扶贫虽然在扶贫初期能够广泛调动社会资源、整合乡村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即体制内治理精英的双重角色的冲突和治理精英协作扶贫的脆弱性。     

村庄权力主体多元利益的均衡与村庄权力结构的稳定——以湖北G市“1+X”自治模式为例

村庄权力结构的多元利益分析主要关注村庄权力结构的多主体性和多元利益的特点。村庄权力结构包含的多主体凭借不同资源互动,并根据拥有的权力份额而拿回各自的利益份额,村庄权力结构会随着互动发生变化。对历史上"皇权—士绅—小农""国家—农民"和"国家—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种村庄权力结构的多元利益分析表明,村庄权力主体间的均衡利益是一种村庄权力结构稳定存在的核心内容,当这种均衡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村庄权力结构就要发生质的变迁。对湖北G市国家主导建构的新村庄权力结构的多元利益分析可知,只有当各权力主体确实满足其从权力结构中获得的利益并常态化地进行博弈互动时,新的村庄权力结构才可能模式化存在,并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否则就只能是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概念化和形式化存在。此外,一种稳定的村庄权力结构应该包含村庄中所有参与博弈的重要主体。     

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村庄结构性分化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布局,也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系统布局中,产业兴旺是前提,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是基础,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根本。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已普遍产生了两种结构性分化,即以工业化城市化或者某种资源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先发优势村庄和一般性农业生产型村庄的分化,农村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分化。这一分化的主要特点是一般性农业生产型村庄往往出现"精英进城、老人留守、村庄空心化"的衰落调敝景象,这一景象很难通过单一的外部资源输入在较短时间内予以改变,或者说很难以政府集中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意味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是一个长期和自然推进的过程,政府必须通过系统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供给,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有步骤有重点地给予"人—地—钱"的支持,由此形成一个政府支持、农民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推进路径,不断化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面临的结构性分化的困境。     

村庄权力主体多元利益的均衡与村庄权力结构的稳定——以湖北G市“1+X”自治模式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村庄权力结构的多元利益分析主要关注村庄权力结构的多主体性和多元利益的特点。村庄权力结构包含的多主体凭借不同资源互动,并根据拥有的权力份额而拿回各自的利益份额,村庄权力结构会随着互动发生变化。对历史上"皇权—士绅—小农""国家—农民"和"国家—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种村庄权力结构的多元利益分析表明,村庄权力主体间的均衡利益是一种村庄权力结构稳定存在的核心内容,当这种均衡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村庄权力结构就要发生质的变迁。对湖北G市国家主导建构的新村庄权力结构的多元利益分析可知,只有当各权力主体确实满足其从权力结构中获得的利益并常态化地进行博弈互动时,新的村庄权力结构才可能模式化存在,并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否则就只能是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概念化和形式化存在。此外,一种稳定的村庄权力结构应该包含村庄中所有参与博弈的重要主体。     

从温州民间金融发展谈私法规则的生长

从温州民间金融发展脉络可看出,在现今中国,私法规则生长的土壤主要包括本土资源、二元经济基础以及法律空白和灰色地带。现有体制内规则的缺陷导致体制外规则的产生,与体制内规则的竞争促使体制外规则不断完善。私法规则是否能得到良性发展并步入正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策。私法规则生长的归宿是寻求体制内的稳态,私法规则在自身生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带动私法精神以及和谐秩序的生长。     

经济发展与村庄和谐——“社会资本”的视角

经济发展与村庄和谐,是村庄发展变迁的两个重要维度。但是,多数学者只关注到村庄经济发展的原因和模式,而没有能够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后果进行评估。本文从社会资本的理论出发,对经济发展和村庄和谐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经济发展增进村庄和谐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解释。最后,文章讨论了经济发达村庄中政治精英动员能力的过度增长,可能会给村庄和谐带来负面影响。     

完善公民社会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可行途径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数量增加和对抗性加剧等新的特征和趋势,表明了我国社会运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非均衡态势。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机理性原因在于群众和政府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群众和政府之间无法或不愿在体制内就各自的要求、诉愿、主张等进行"交换"。公民社会的结构地位使之能够促进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政治交换过程,从而减少体制外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现象。因此应当积极培育和鼓励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其"交换"功能。     

城中村社区:秩序生成、失序风险及治理进路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经济社会形态,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下,正经历着社区秩序"解构-重构"的过程,新的社区秩序逐步生成。但城中村的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管理能力弱化、社会空间冲突持续、社会排斥严重等问题长期存在,成为社区失序风险产生的"温床"。面对可能存在的失序风险,应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重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增强民间规范正向约束力,充分发挥精英治理作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     

关于国家精英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基于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失灵”现象的反思与批判

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的实质是"精英泡沫"和"次级精英危机"。因此,教育培养卓越的国家精英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是未来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要点。而培养卓越的国家精英需要卓越的精英教育,卓越的国家精英教育需要领导型学者。但精英教育教学改革要警惕杜威的实用教育哲学与新老"愚官教育"。培养世界精英是人类21世纪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从“乡约”到村规民约:比较与反思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基于乡村振兴调查数据与实地调查资料发现,村规民约在实行中存在不足,将村规民约视为管理乡村的制度,忽视了村规民约的社会组织功能;村规民约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力量的较大干预;契约性不足。在此基础之上,比较分析了“乡约”与村规民约存在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基层性、政府的干预、村民的教化及遵从,构成了村规民约实践的先天缺陷。基于“三角模型”对实践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可以从村民、村民自治组织以及政府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村规民约的实行。     

Getting Ahead in Rural China: the elite–cadre divid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ur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will outline the politics and pathways of promotion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working in a rural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elite status. It will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these processes and pathways have for the ope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ural China. Drawing on interviews and relationships spanning a ten-year period (2004–2013), this article primarily relies up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olleagues and friends who have attempted to rise through the ranks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in Benghai County,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While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political elites, in Benghai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business from politics. This article will delineate strategies adopted for career advancement and attaining elite political status, and the effects these strategies ha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elites and ordinary cadres.     

从一个妇女主任的遭遇看村落性别规范

本文通过一个案例剖析村落性别规范的内容、运行逻辑。性别规范有3个层次的内容:(1)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2)两性分工的内外之别,(3)双重标准的性别规范。通过对村落性别规范运行逻辑的分析,发现村落文化变迁的趋势:村落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逐渐弱化之后,原有道德规范失去继承,村落社会评价机制发生改变,同时舆论惩罚失去效力,性别规范在村落文化变迁之时也在重新建构。     

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地位的类型分析--基于江西三个村的实证调查

从处于权力中心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理解权力的本质,是分析权力系统的一个重要思路。女村官是村治中进入村庄权力系统中心的特殊群体,以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女村官与男村官的关系、女村官与村民的关系为变量,以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组合关系,可将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分成三种类型,即弱势型、强势型和均衡型。分析这三种类型将有助于深刻理解村庄政治,积极推动农村政治的发展。     

Village Election and Governance: do villagers care?

Village elec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have been regularly conduc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views have been expressed and written on village elections. How does one evaluate Chinese village elections?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require conformity to international election principles, rules, and procedures. This study develops a minimum procedural criterion to assess if village elections have followed internationally-accepted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e also measure the meaningfulness of village elections b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lections on village governance and villagers' life. We find that elec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proscribed rules and procedures and are generally free and fair, and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convergence of views of villagers and cadres who see that elections are meaningful in producing positive changes in village governance and life. The data also confirm that elected villagers' committees are still in the long shadow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Party branches.     

打造旅游型名村 给力新农村建设——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西浦村发展模式研究

该文阐述了汕头市西浦村借助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以生态环境作为旅游吸引力,开发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以创建＂乡村旅游型名村＂为契机,形成环境优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同时指出了该村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乡(镇)村关系视阈中“村务公开”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村务公开”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基层社会乡村(镇)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基层权力体制、基层民主和乡(镇)村财政体制以及传统的“乡土文化”对“村务公开”的影响。破解“村务公开”的困境在于扩大基层民主自治范围和层次,建立乡(镇)民委员会的自治组织,进行“乡镇社区”治理。     

社会行动单位与村庄类型划分

社会行动单位既是一个数量概念,也是一个关系范畴.数量概念表示,社会行动单位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关系范畴则表明,某一区域内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性质.从村庄层面看,社会行动单位具体为村庄行动者.依此界定,村庄行动者可分为宗族、户族、小亲族和个体家庭四种类型,相应地,村庄亦可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