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背景下我国行政法制度改革的思考

WTO规则规范的是政府及政府行为，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必须对行政法制度作出改革。首先，必须按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法律统一原则”、“透明度原则”、“行政公平原则”和“对行政行为监督审查原则”对行政法律制度作出相应的改革，以使政府行为与WTO接轨，同时政府要依法行使管辖权，才能保证行政法律制度改革的落实，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作为过程的行政调查——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

行政调查是政府管制的重要制度性前提。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式往往以产生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为考量中心,而对行政调查这类行政活动的研究较少。以“行政过程论”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考察行政调查,则可以明确其作为构成行政目的之动态实现过程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一般性制度的地位,进而便于将其纳入行政法治的考量范围。为此,行政调查必须在其与组织、依据、规制规范的关系上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渊源,并通过影响行政决定的法律效果来体现其法意义。对行政调查的程序法规制应主要通过建构以“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为理念、以听证制度为核心机制的程序规则体系予以实现。     

试论政府干预及其法律规制

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两种基本经济调节力量,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二者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和经济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市场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使政府干预有其合理性;政府干预并非完美无缺,也有其局限性。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干预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法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保护市场免受任意的政府行为的干涉,需要规制政府干预,有效匡正政府失灵。经济法作为“干预政府之法”理所当然应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制。     

劳务派遣规制失灵的原因与出路

虽然劳动合同法设立专节规制劳务派遣,但法律规制并没有实现立法的预期目的,劳务派遣出现了“规制失灵”.劳务派遣规制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劳务派遣法律规制内容本身的不足、城乡分割的用工体制以及部分企业二元用工机制的体制障碍,也有执法机制薄弱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解决劳务派遣规制失灵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完善劳务派遣规制内容,明确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特别是确立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联合雇主”身份,科学设置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的责任;完善执法机制,加强劳务派遣日常监管,完善“同工同酬”实施机制,将“同工同酬”纳入反歧视法的框架;改革现行用工体制机制,创造公平就业环境,为劳务派遣制度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基于以上各种因素,劳务派遣的健康、规范发展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内地与香港刑法乞讨罪比较研究

修改后的内地刑法增加了“强迫乞讨罪”，虽然中国内地与香港刑法均有与“乞讨”相关的罪名，由于两地分属不同的法系及两地人权保护理念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使两地对有关乞讨行为的法律规制诸如立法时限、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法律处罚等有较大的差异。     

政府行为规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政府行为存在任意性、机会主义、知识不足和信息不足等问题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政府行为必须进行规制。经济法与行政法作为外在制度的表现形式应成为规制政府行为的法律。     

中国关于垄断协议的立法与实施———竞争文化视角的分析简

通过法律对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弘扬竞争、反对垄断”的转变过程。通过对垄断协议（卡特尔）进行规制的法律发展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转变。《反垄断法》实施五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垄断协议具有普遍性,尤其是行业协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缺少竞争文化的支持背景,政府指导或以行业协会自律为名而组织的卡特尔,以及因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形成的所谓“抱团取暖”式的出口卡特尔,对于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中国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为内容,从中国竞争文化发育的角度,观察竞争法律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步性,并试图探讨如何以规制垄断协议行为④为抓手．促进中国竞争文化的进一步成熟发展。     

WTO与中国行政法制度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必将对国内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涉及贸易、投资等经济法律制度领域，而且涉及规范政府权力的公法制度。本文认为：就本质上看，ＷＴＯ协议是一种契约，目的是约束各成员方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建立一种鼓励公平与自由竞争的多边贸易体制。因此，ＷＴＯ协议直接对政府行为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集中表现为ＷＴＯ协议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法律统一实施原则”、“行政公平原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原则”等方面。我们需要根据上述原则的要求，对规范政府行为的宪法和行政法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ＷＴＯ背景下行政法制度的改革，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种机遇。     

竞争政策视野下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制路径新探

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共同指向了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一核心问题, 改革的重心已经从要素市场的全面开放转移到了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全面规制,关注政府角色 的重新定位成为提高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我国普遍存在的行政性垄断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传统规 制行政权力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显然不足以有效规制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探索新的规制路径十分必 要。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失灵”在市场层面上的反映,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控权的制度加以克服。应当将规制 行政性垄断置于全面规制政府经济权力运行的整体目标之下,在国家“竞争政策”的框架内建立规制行政性 垄断的制度体系。这就应以《反垄断法》的实施为基本制度,以对行政规定的竞争性审查为事先防范,以行政 行为对市场体制效率的影响为正当性评判标准,积极推行竞争中立制度,普遍倡导竞争文化。     

我国利用FDI领域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FDI(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现象,我国政府对其采取全面的规制措施。根据规制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政府规制的同时出现规制失灵现象难以避免,我国在利用FDI领域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即源于此。针对这些现象,我国应采取相应的法律规制措施,以规范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及政府的规制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利用FDI的立法体系。     

中国证券法制的最新发展

高速发展的证券市场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在2005年10月的修订正是为了提供此种关键的制度建设根基。本次修订在原有立法基础上增加了接近一半的篇幅，涉及大多数的条文，修改范围不可谓不大。本文分别就证券发行、证券交易、信息披露、上市公司收购、证券公司及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方面，对新修订的《证券法》及在2006及2007年发布的相关法规、配套规章作出重点解析。     

论证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理论依据

针对现代证券市场的核心内容——证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进行理性分析,认为公平是各国制定证券法的法理基础、市场失灵是证券信息披露制度客观存在的经济理论依据。     

跨境证券犯罪刑事管辖及法律适用探讨

境内与境外的证券市场适用不同的法律监管体制,跨境证券犯罪的跨境特征可能使境内境外对相关证券犯罪均具有刑事管辖权,从而引发刑事管辖冲突。对于跨境证券交易的监管和法律适用,无论是在法律规定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层面,均应遵循“主场原则”。应明确监管职能上的分工以避免适用不同法律法规的混乱情况,应体现最大的监管效能并减少区际法律冲突。跨境证券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归属应充分尊重行政监管原则和考虑前置性法律的适用,并与行政管辖权归属保持一致。跨境证券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归属应考虑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的主要发生地。以内幕交易为代表的跨境证券犯罪的主要行为是“交易”,根据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解决规则,应由交易行为的发生地管辖,按照交易地的刑法对相关行为进行刑事评价。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法律监管问题探讨——以信息监管为视角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风险与利益并存的矛盾体,我们在享受国际化带来利益的同时应该加强防范风险意识。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了资本市场的脆弱性,这需要我们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证券市场做为资本市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是监管的核心。本文以证券信息监管为视角,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信息监管方面的缺位,比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采取的信息法律监管措施,结合我国证券信息监管的现状,分析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必须加强证券信息的监管,提出完善我国证券信息法律监管的对策,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保驾护航。     

证券式众筹：监管趋势与法律进路

证券式众筹虽为一种新型的互联网融资方式,但仍具有集资性和公众性的双重特点,这表明证券式众筹可能面临擅自发行和欺诈发行证券的风险,故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较之于传统公开发行,域外立法已创新证券式众筹监管理念,并作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其监管重点已单纯从发行人信息披露、投资者适当向兼顾投融资限额、投资权利维护转变以及强化中介机构在证券式众筹监管中的作用,此举或许可为我国证券式众筹合法化及其监管制度的确立提供有效借鉴。须创新证券式众筹的监管理念,并分别从发行人、中介机构资格与义务设定以及投资者权利的直接维护来确立证券式众筹监管的法律进路。     

休假制度研究

休假制度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阶段我国的休假种类有法定节日休假、探亲休假、年休假和其他休假。当前,休假制度存在着制度设计的滞后性、不合理性,需要建立并完善相关的法律保障体系,实行休假制度的创新,以期这一制度得以良性发展。     

信息披露：公平保护与成本考量——兼论“实质重要性”标准的认定

在证券市场中,信息披露产生于交易公平的考虑,即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范围之内公开自己的某些财务和业务信息。但基于成本的考虑,信息披露又应该有所节制。以＂实质重要性＂作为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标准,才会实现公平和成本的平衡。     

我国证券经纪人制度中的法律关系探析

证券经纪人制度是指在规范合法的前提下证券经纪商通过经纪人直接向客户提供证券交易、证券信息、证券分析、证券投资理财等服务的一种高层次、多功能、专业化的新型服务制度。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仅在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国外成熟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规定的证券经纪人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证券公司即券商。但是早在90年代中期,券商出于市场竞争的要求就已催生出一批以个人或小团体为单位的狭义上的证券经纪人,然而国内证券经纪人制度还处于尝试或探索阶段,由于其法律定位不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浅析突发事件中的信息自由与信息管制

信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理当受法律保护,但基于个人隐私、国家利益、社会安全等法理,对信息的搜集、传播、公开,进行一定限制也是必要的。以我国突发事件中政府保障信息自由和限制信息流动的实际为出发点,透过比较法的视角,对政府在突发事件中保障公众信息自由的适宜路径,政府实施信息管制的正当性法理、具体标准以及程序要求等法律问题进行探索,具有实际意义。     

中国企业赴美国上市的法律风险和对策

随着大量中国企业赴美国上市,与之相关的法律风险问题也逐渐暴露。当前,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法律风险主要包括集团诉讼风险、证券违法违规处罚风险、退市风险、做空风险和中介机构欺诈风险。因此,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应充分了解、熟悉和掌握美国资本市场的相关法律和监管要求,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提高应对集团诉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