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具体案件的法治意义:从足坛"黑哨"案反思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改革

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徘徊在"建构理性主义"和"经验理性主义"两种路径之间.在这种语境下,具体案件有着微观和宏观的双重法治意义一方面,它通过个案纠纷的解决发挥着秩序正统性的再生产功能,从而为法治的生成提供着微观基础,是构筑微观法治的基石;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案件审理中的技术操作检测着法治秩序建构的可能性,从而获得了反思宏观法治的契机,成为推动宏观法治发展、完善的阶石.因此,从中国足坛"黑哨"案,可以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     

执政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价值正义性的一种承认,同时构成了对公共机构及其权力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西方话语意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审视自身执政行为,彰显了高度的自信。对执政党主体地位和自身条件合法性的考察,是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的前置性工作;而通过将"合法性指数"概念和权利-义务分析框架引入并运用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则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中共执政行为的政治价值指向提供了科学标准和科学模式,为执政党领导中国法治建设注入了反思性向度,这是助力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法治建设事业进一步走向更大成功的重要理论拓展。     

法治秩序断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政府推动法治化进程的"变法"之路。法治秩序的形成是法治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法治"的含义入手切入法治秩序,探讨了法治秩序的内涵及法治秩序建构的条件,并对法治秩序进行了理性反思,聊作当下法治秩序建构之参考。     

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建共享”路径与策略

纵观30多年来中国的建设发展进程,呈现着从"国家构建"走向"共建共享"的变革轨迹,因此,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就应采取共建共享的建设路径。这既是化解转型风险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客观要求、传统文化与本土国情的最优选择,也是共享经济时代的必然反映和世界变革趋势的重要体现。而基于这一路径,则需要通过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共建共享、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共建共享、多元社会层面的共建共享的推进策略,来塑造双向构建、多元包容、共建共享的法治秩序,进而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国家治理逻辑演变下中国环境管制取向:由“控制”走向“激励”

在中国环境管制模式转型问题上,主流理论给出的"药方"是以多元共治模式作为替代选择。这种思维的偏颇之处在于孤立又单纯地讨论"模式替代"而忽视模式内部是否存在"自我进阶"的可能性。国家政治体制、制度特征和治理逻辑等政治因素对环境治理的深刻影响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研究证明,在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演变为核心的国家治理逻辑下,中国环境管制模式"内部取向"存在一条自我发展的轨迹,即从"控制"走向"激励"。前者体现国家对自然、公众与企业的控制,是在工具理性认知下,确保秩序与稳定、发挥"消极抑负"功效;后者则凸显对自然的尊重、对公众权利与企业利益的激励,彰显价值理性认知,寻求秩序与表达兼容以及"积极增益"功效。继而为进一步促成"激励"的完全进阶提供思路和建议。     

“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它的理论逻辑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隐藏着"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线索;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法治中国命题在理论上也面临局限与挑战:包括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主权结构内部如何有效实现问责、如何避免例外政治;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实践的多元引发法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建立一个以宪法解释为核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是妥善应对挑战的重要思路。     

“宪政、公共政策与法学研究新范式”研讨会综述

<正>2010年10月16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承办的"宪政、公共政策与法学研究新范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分"中国宪政的历史-思想资源"、"新中国的政制变迁"、"当代中国的政治过程"、"公共政策与司法改革"四个主题,选取     

互联网新业态的“软法”兴起及其规制

近40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国家主导的秩序构建无疑是其一个重要特征,民间的秩序建构能力较为有限。"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一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特别是网约车等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它们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利益机制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软法"生产,这不仅给政府监管体制和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困境和风险,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软法"治理秩序,推动着从单一国家建构向国家与民间双向建构的法治转型。我们需要立足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互联网经济发展,确立国家"硬法"与民间"软法"良性互动的规制机制,推动双向构建的良法善治秩序的形成。     

开放与安全:金融安全审查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我国金融业正在实行史无前例的全市场开放,金融安全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以至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关注点。在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与金融开放现实不匹配、金融安全审查机制缺位的现实中,我们必须创新性地将金融开放的政策逻辑转化为系统性立法模式,通过金融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增强制度竞争能力;通过紧实"防护网"与筑实"防护墙"的"靶向"定位与"点域"安全防范措施,抵御金融外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侵蚀;通过双机制的职权定位与监管衔接,保障金融安全审查机制的有效运行,以确保金融开放背景下的国家金融安全。     

Low fertility and concurrent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China’s one-child policy, introduced in the late 1970s, has been in effect for over three decades. This article reviews China’s low fertility rat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ingent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First, China’s fertility intention, behavior, and low fertility level trend are presented. Then, the official response to the low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consequent misguided policy-making are investigated. Next, various obstacles to the abolishment of the strict birth control policy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national leaders’ authority, related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and laws, the inertia of this basic state policy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ommon goo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family planning systems, and the necessity for social maintenance fees to keep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operation. After discussing the recent reform of thi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2013 and the subsequent results, the incentives for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re elucidated. These include the official acknowledgment of low fertility, the effect of birth control policy on fertility decline, the reaction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 attitudes of grassroots family planning cadres, the appeal from schola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he merging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s, and national leaders’ attitud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st of this birth control policy over the past decades.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理论逻辑——一个法政治学的论说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表征着法治进程中对建构理性和国家权威的倚重,具体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基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建构法治模式。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现实语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意识形态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动策略;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高度复杂的社会治理是需要全社会各个功能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所进行的治理,系统间通过党委的领导予以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应当由绩效合法性向法理合法性转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知相应地应当由革命型政党向法治型政党转变。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两账本"方式还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和政治任务的味道,但客观上起到了督促下级政府快速形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心理强制作用。国家建构主义法治不排斥社会和个人的协同参与,三者形成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共轭。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会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道路选择。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宏观调控法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主要走的是外延粗放式发展道路,不具有可持续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推进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是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战略部署和举措。《“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有赖于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运用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     

“舆情再审”:司法决策的困境与出路

李昌奎案件作为"舆情再审"的典型样本,引发我们对司法决策中舆情风险的思考。在形式合理性法治中,司法与以社会舆论为载体的民意冲突不可避免。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构建型法治推进中,死刑案件的司法决策便是舆情风险的高发地带。由于司法权威尚未牢固树立,中国司法机关的舆情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化解司法决策中的舆情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树立司法权威,而在当下,为实现对已有司法权威的存量保护,强化司法与社会诉讼过程中的沟通机制,尤为重要。     

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

我国的再审程序蕴涵着两种深层冲突 ,即“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原则与生效裁判稳定性之间的冲突 ,以及审判监督权的扩张与当事人诉权、处分权行使之间的冲突。关于再审制度改革应废除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 ,限制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 ,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其中 ,关于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 ,应作如下定位 :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检察院应有发动再审的权力 ;对于一般民事案件 ,检察院不能发动再审 ,也不宜提起或参加诉讼。     

日本和意大利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程序评析

日本和意大利都通过立法手段将刑事诉讼的构造从传统的职权主义转向了当事人主义 ,但同时又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原则和做法 ,由此在庭审的证据调查程序上形成了不同于职权主义或当事人主义的鲜明特点 ,这些特点反映了两国对“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两大诉讼理念的调和。日本和意大利的改革思路以及庭审证据调查的程序设计值得我国借鉴。     

论“大民事”

我国法院系统关于取消经济审判庭的“大民事”改革 ,实际上是向公、私法严格分野的“小民事”的倒退。司法真要改革 ,就要确立官民合作、“民行 (政 )”相容、实事求是、公平和诚信的理念。适应市场经济及其法治要求的理念确立了 ,相应的法和司法制度设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破产法中法院审判职能的理性回归与改革路径探析

本文认为,新破产法对法院的职能定位存在着公权越位和私权错位的立法失误。当前破产法中法院职能应向"去行政化"与"去民事化"方向改革,以实现破产审判职能的理性回归。在"去行政化"改革方面,可以在现行司法行政体系内设置破产管理人监管处(科)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并推行破产管理人执业许可制度;在"去民事化"改革方面,在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和报酬确定上,则应实行以债权人会议决定为主、人民法院指定为辅的立法模式。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改革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近十多年来一直是检察改革的研究热点。研究内设机构改革,应从归纳设置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入手,评析当下各种改革方案之优劣,通过探讨检察职权在检察机关内部的二次分解,研究设置应当遵循的六个原则。借鉴域外法治经验,按照内设机构设置三分模式改革,对于领导决策机构,重点是完善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对于综合管理机构,建议参考国家行政机关大部制改革模式,大幅压缩机构数量;对于业务办理机构,根据检察权分解,科学界定部门权限,按照诉讼规律适度整合职能,精简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