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视野下的异体问责展望

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各自发挥功能和优势,共同实现对政府及其官员及时有效的问责,才是更值得期待也更完善的行政问责。应当认真借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展异体问责的成功经验,通过激活问责主体、完善问责制度、优化问责环境、培育问责文化来不断完善异体问责制度,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点的行政问责体系。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从问责要素看我国行政问责发展中的不足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制度安排,自实行以来,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共部门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但从问责要素来看,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客体不清、问责范围过小、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推行制度问责、法律问责,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与绩效评估相结合是目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论我国矿山安全问责体制之完善

我国目前的矿山安全问责体制在问责形式、问责主体、问责范围、客体和问责程序上存在诸多不足。为了更好的遏制矿山安全事故频发的事态，应该尽快完善矿山安全问责体制，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形式和问责程序上予以完善。     

基于绩效的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国外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使“问责风暴”走向“问责常态”。具体包括：倡导新型官场文化，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培育完善公民社会，增强公众问责意识；明确职责划分，严格权责对等；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问责机制等。     

法院司法问责若干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这就提出了如何进行司法问责的问题。而司法问责与原来的错案责任追究明显不同。为构建科学、有效的新型司法问责制度,应当对司法问责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从司法问责的主体、司法问责的事由与对象、司法问责的标准与责任形式以及建立司法责任豁免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后风暴”语境下的政府问责和问责制

2003年至2005年间席卷中国官场的"问责风暴"已经结束了,但民主问责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当前和今后的问责(制)都是"后风暴"时代的问责(制)。"后风暴"因此是反思和展望问责(制)的一个特定语境。本文分析了在"后风暴"的语境中,问责的强度、问责的主体、问责的事由、问责制的困境等方面的特定含义,并给出了发展和完善问责制的诸多重要启示。     

西方现代行政问责体系及对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的启示

本文以西方现代行政问责范式中较有代表性的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为研究对象,研究每种问责关系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行政问责研究及实践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对构建我国行政问责体系可以借鉴的经验。     

论人大问责及其强化

人大问责的主体、对象、手段、所追究责任都与行政问责、司法问责不同。人大问责在我国的缺位是由多种原因所导致的。强化人大问责应强化人大代表的问责意识、改革人大代表身份机制、完善人大问责的相关规定,从而实现问责效能最大化。     

制定《行政问责法》:法理和实践的双重需要

从法理上说,我国行政问责立法滞后并且存在一些漏洞,同时,各地方行政问责规章之间缺乏统一性。在实践上,出现行政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事由太窄、责任主体承担责任不全等问题。无论从法理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均需要我国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近来，由一些特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引发的“问责风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党政领导干部由于在事件当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相继被行政问责，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行政问责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继续予以完善，主要包括完善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形式、完善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论被问责去职官员的范围——规范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逻辑起点

探讨被问责去职官员的范围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是协调规范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的需要，是规范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必然要求。在探讨被问责去职官员范围时，应以问责事项为基础，兼顾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与责任性质。被问责去职官员的范围应包括各级党委（包括纪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领导成员，既包括上述机关的领导成员，也包括上述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探索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了问责效能的正常发挥。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主要有：打造问责文化,以价值驱动树立行政问责风尚;完善责任体系,以权责关系框定行政问责标准;推行电子政务,以政务公开搭建行政问责平台;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参与推动行政问责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伦理规范行政问责举措等。     

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体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任制的方向十分明确,行政问责制对于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问责任制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任和异体问责。根据实际情况,我国目前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并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加强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中的作用。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问责制概念及特征探讨

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行使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的特点主要有:“问责”、“问责制”这些词是新鲜的,但实质上不是新鲜事物;问责制的出现具有应急性,但已向“长效型”问责制转化;问责制包括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但重点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追究机制;问责制涵盖多元被问责主体,但重点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问责制以同体问责居多,但以异体问责为主流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