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

周边地区是影响中国安全与发展的主要外部区域,周边安全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部必要条件和战略依据.21世纪初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总体稳定的同时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威胁和挑战.争取和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进行深层次的综合思考和妥善谋划.     

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

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文化生态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

从非传统安全观的角度分析文化安全问题,是理解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 方法。在文化安全主体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体是多元的,非传统安全观特别关注的是个体的 文化安全与人类的文化安全;在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注重文化安全威胁 的外生因素,更注重文化安全威胁的内生因素;在文化安全的价值目标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将 文化视为国家竞争的“软实力”,而且更强调合作共存,强调文化的真善美,强调文化在沟通不同文 化群体及个体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安全边界方面,非传统安全观强调以动态思维而非静态思维来 看待文化的安全边界问题     

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后果及其内生性根源

文化安全是文化系统正常运行、持续发展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当文化安全受到由于技术和市场所推动的全球化威胁时，所造成的可见的后果是文化的标准化、同质化、娱乐化和商品化。与之相应的潜在的后果主要是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这些都将无法造就完整的文化而只能导致文化的瓦解。文化安全既受到外源性因素，即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威胁；也受到内生性根源，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可能遭遇到的原因的威胁。由于传播技术对文化的控制与垄断，威胁着文化多样化，造成信息的碎片化和视觉化，对文化造成多种破坏，因而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威胁文化安全的诱因和内生性的物质根源。文化认同、文化吸引力以及文化传承能力是文化安全的内生性根本要素，它们关系着文化的续存和影响力。在全球共享安全背景下，对于文化安全最好的保障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促进不同文化间有意义的互动和共同发展。     

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的安全风险——基于中国驻外使馆安全提醒之分析

中国驻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信息是探查有关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的有效途径。2017～2018年,中国驻外使馆发布了一千多条安全提醒信息,其中所包含的安全风险可分为九大类,相关提醒信息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社会治安类风险,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违法违规及行为不当导致的安全风险以及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政局动荡类风险。全球电信诈骗犯罪猖獗、恐怖袭击风险不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等因素是影响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客观因素;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行为不当和违法违规等不仅给当事人和涉事企业带来安全威胁,还直接影响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公民整体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在安全风险防范方面,应加强海外安全风险预防宣传,明确相关海外安全提醒信息的法律效力,让罔顾者承担相应责任;建立更多类似于"不文明旅游行为黑名单"的警示惩戒机制;根据风险分布的地域特点强化针对性;对于那些根源在国内的安全风险,在预防和处置上,可"内外并举",在国内展开专项打击行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中外执法合作。     

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的安全风险

中国驻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信息是探查有关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的有效途径。2017~2018年,中国驻外使馆发布了一千多条安全提醒信息,其中所包含的安全风险可分为九大类,相关提醒信息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社会治安类风险,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违法违规及行为不当导致的安全风险以及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政局动荡类风险。全球电信诈骗犯罪猖獗、恐怖袭击风险不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等因素是影响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客观因素;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行为不当和违法违规等不仅给当事人和涉事企业带来安全威胁,还直接影响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公民整体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在安全风险防范方面,应加强海外安全风险预防宣传,明确相关海外安全提醒信息的法律效力,让罔顾者承担相应责任;建立更多类似于“不文明旅游行为黑名单”的警示惩戒机制;根据风险分布的地域特点强化针对性;对于那些根源在国内的安全风险,在预防和处置上,可“内外并举”,在国内展开专项打击行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中外执法合作。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

自北非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结束后,非洲面临的总体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既有内战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有恐怖活动在非洲扩散,"不稳定之弧"暗流涌动的威胁。埃博拉疫情扩散则敲响了非洲公共卫生危机的安全警报。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非洲安全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必须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安全领域的合作。作者从多个角度提供了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路,值得思考。     

阿根廷的社会安全治理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阿根廷的社会安全治理CSSCI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Shared Security: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s mankind faces a growing number of “common threats,” “common crisis awareness” has emerg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eople have begun to realize the very nature of non-traditional threat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global village, and to demand responses to those threats in the form of “shared security.” Based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fi eld of peace studies, a constructivist “transitional form” of Western theories has taken shape. Various “independent form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have subsequently been created, and they all share the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 of “constructed security.” The key to achieving “shared security” lies in how to deal with “heterogeneous” phenome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s security ideals and diplomatic style are unique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nese concepts such as “Bao He Tai He”(great harmony is preserved in union), “Wan Guo Xian Ning”(the myriad states all enjoy repose), “He Er Bu Tong”(harmony but not sameness), and “Tian Xia Da Tong” (unity of the entire world) all embody rich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the core values for “shared security.” Recently,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growing discourse on “shared security” by proposing suc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 the “New Tian-Xia Doctrine,” “the Common Security of Human Beings,” “the Common Security of Multiactors,” and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a reexamin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s and argues that “shared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valid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very feasible in practice.     

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蒙古国“多支点”外交政策及其对我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前苏联解体后,蒙古国基于自身实际构建的“多支点”全方位外交政策,已经对我北部战略安全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分析蒙古国外交政策的动因、走向及其趋向,制订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应对措施,已经成为当前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课题。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