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腐败尸体的法医学检验分析

高度腐败的水中尸体检验是法医学中的疑难问题。本文通过对一宗已侦破的交通肇事、抛尸后的高度腐败的尸体的勘查检验、分析及侦破过程回顾,反思技术人员的检验、勘查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和相关教训。     

腐败成本的现实分析

腐败滋生蔓延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在我国,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低是腐败滋生的原因之一。在现有体制下,与其所实施的腐败行为相比,腐败者在经济上、政治上、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所承担的精神压力等方面投入的成本较小。公职人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低、公共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相应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是腐败成本低的主要原因。     

SNPs复合扩增体系在疑难检材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应用SNPs的复合PCR扩增体系检验实际案件中遇到的含脱落细胞检材、腐败检材及骨组织等疑难检材,为疑难检材的检验提供一种新的检验方法。方法通过用IdentifilerTM试剂盒及已建立的47个SNPs(包括1个性别位点)位点复合扩增荧光检测体系,并行对照检验36起案件中的人体脱落细胞、陈旧血痕、高度腐败的肌肉、软骨以及牙齿、骨等各类疑难检材共109份,对于人体脱落细胞、陈旧血痕、牙齿、骨等检材,STR与SNPs的检验成功率均达到80%以上,SNPs略高于STR。对于高度腐败的肌肉及软骨检材,SNPs的检验成功率明显高于STR。结论所建立的SNPs复合PCR扩增体系在疑难检材检验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腐败成本分析及其治理

腐败行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本文从腐败主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腐败过程中存在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受罚成本的分析,阐述提高这三种成本,可以提高腐败者进行腐败行为的门槛,减少腐败行为,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资源与秩序双重维度下的村干部腐败及其治理研究

有效治理村干部腐败问题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形式包括:在承接国家资源和管理集体资源的过程中呈现出滥用职权、克扣私分、虚报冒领等形式;村干部在治理村级事务和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表现出吃拿卡要、拉票贿选等不同的腐败方式。从资源和秩序的视角探讨村干部腐败治理对策:通过党建引领、构建防腐机制、加强政策渗透力、建立"三资"管理机制、预防"利益联盟"等途径治理村干部侵占公共资源的腐败行为;运用廉政教育、职能监管、健全"四个民主"的运行机制等方式治理村干部破坏乡村公共秩序的腐败行为。     

我国公共工程腐败模式的分析及腐败程度的初步测算

公共工程领域是我国腐败发生的重灾区。试从公共工程牵涉的多元利益主体和复杂运作流程入手,根据腐败主体、权力支撑、涉及环节、腐败手段和腐败方式的不同,总结公共工程腐败的六种典型模式。并进一步利用寻租理论、俘获理论和合谋理论等工具对公共工程腐败模式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参考国际上测量腐败的经验,利用公开数据和资料,对我国当前公共工程腐败的程度进行初步测算:从腐败治理重点领域维度看,专项模式的实行,说明治理公共工程腐败是近几年国家腐败治理的首要任务;从腐败立案比例来看,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数,约占全国腐败案件立案数的10%,高居各行业腐败榜首;从腐败金额来看,粗略估计公共工程腐败约占公共投资总额的25%;若从典型案例看,腐败现象更是五花八门,花样频出。     

腐败与反腐败:变革之中的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本文研究了目前在中国存在的不同的腐败类型 ,分析了腐败滋生的原因、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努力和措施以及中国根除腐败所要重视的几个重要问题。     

论高薪养廉

高薪与腐败犯罪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它既非腐败犯罪的成因 ,也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腐败犯罪是人性贪婪的弱点所致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泛滥 ,高薪的给付在此难以发挥功效。我国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目前的现实状况都表明 :高薪不能遏止腐败犯罪 ,高薪养廉政策在我国行不通。     

腐败成因的行为学分析

对于腐败问题,无论从什么视角去研究,都离不开行为这一最基本的范畴。腐败,归根到底就是公共权力行为的异化。本文通过对个体行为基本模式的分析,提出了腐败行为的基本模式,从一个新的思维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了透视,找出了腐败行为成因的基本要素,揭示了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并指出,腐败机会对完成腐败行为具有突出作用。     

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其防治

权力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各种体制特别是权力的运行体制还存在着缺陷和漏洞，还没有对权力形成普遍有效的制约机制。对于权力腐败，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道德批判、思想教育的层次上，而应该从现时社会经济的大背景来进行分析，正确把握它的生成原因及发展趋势，从而制定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及对策，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的蔓延。     

解决“制度性腐败”的新途径——把平衡记分卡引入行政管理部门

目前,中国的腐败主要是由于转型期制度缺欠甚至缺失所引起的“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掩映于合法的制度之下,这给反腐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尤其是传统的反腐措施对它一筹莫展。然而,如果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制度实施中采取新的管理方法,运用新的管理理念,“制度性腐败”的解决就容易了。把平衡计分卡引入行政部门的管理过程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腐败防治

徐晓日在《长自学刊》2012年第5期撰文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公共资源被认为是防治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由于我国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这一领域的腐败未能得以根治,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只有从制度、法律、信用、科技等多方面加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相关建设,才能真正发挥其防治腐败的作用。     

转轨时期金融深化与地区腐败——理论及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金融深化可以通过疏通信贷管道、完善监管体系等途径对腐败产生抑制作用。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深化影响腐败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1998-2006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综合各种计量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稳健地证实了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对中国省际腐败程度的下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推动我国的金融深化进程以发挥金融的反腐败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     

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基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与制度约束

腐败的历史性、世界性和顽固性决定了腐败成为21世纪各国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实践,良好的制度建设已成为我国治理腐败的关键。但多而快的制度建设不一定能减少腐败,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漏洞"和"制度软约束"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性腐败。本文在提出制度性腐败概念的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和制度约束三个角度对制度性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就如何对制度性腐败进行破解提供了一定的解答。     

我国近年来反腐败问题研究综述

本文从腐败本质问题界定、腐败行为特征及其成因、腐败测度、反腐败策略四个方面,对我国反腐败问题进行了文献综述。本文提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特殊权利的一切行为。当前我国腐败行为呈现出绝对权力腐败猖獗、从滥用公共权力向滥用公共资源转变、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灰色腐败倾向明显等新特征。滥用权力的欲望、官员的经济理性、公共权力寻租、行政监督缺位、行政道德失范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中国应创新腐败测度方法,科学测度腐败程度,推进反腐国际化。客观权衡腐败零容忍、全面反腐、权力反腐的利弊,综合使用经济处罚、道德教育与法律惩处手段,加强对腐败行为的行政监督。     

高校腐败成因及对策探析——以河南安阳工学院原院长腐败案为例

当前,由于部分高校监管机制的缺乏,某些领导干部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加之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这个大背景,高校腐败案件近年来呈现逐年攀升的发展态势。高校是一个特殊领域,从事着培养下一代的活动,高校腐败将污染自己制造的"产品",其危害"甚于苛政""猛于虎"。     

转型期权力腐败产生的伦理透视——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视角

权力腐败是我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在腐败产生的根源上，学者们往往过于注重政治、经济、文化分析，侧重主体论、环境论、寻租论等论点，忽视了权力腐败产生的伦理道德因素。笔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产生的伦理道德根源也应纳入我们研究的视角。从伦理学视角透视权力腐败的根源，一是权力持有者个体道德已经变异，出现了人性蜕变，有了权力腐败的动机；二是整个社会道德出现了多元化，已经具备了容忍权力腐败存在的道德环境。     

腐败产生原因的结构化理论分析

腐败是个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腐败产生的原因既有现存体制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即具有结构的使动性,同时也是在行政体系中占据一定职位、拥有一定权力的官员将腐败作为记忆痕迹内化并在行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现存的腐败体系既是个人腐败行为的产物,也是个人腐败行为产生的条件和中介。     

腐败的经济学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腐败行为可能发生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并分别对其进行探讨。最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有侧重、综合治理的措施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反腐利剑直指隐性腐败

<正>隐性腐败是相对于显性腐败而言的一种腐败现象,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显性腐败,隐性腐败不易察觉、难于监督、难以查处,由于其特有的隐蔽性,容易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盲区。最近,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随着腐败行为的日益隐蔽化,目前反腐败工作已经不再限于对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查处,中国反腐工作进入了查处隐性腐败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