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一是要着眼于建设系统完备、具有效力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提高制度制定的科学化水平;二是要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为核心,不仅要以权力制约、监督权力,还要以权利制约、监督权力;三是要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四是坚持改革创新原则,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研究,着力在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保障机制上取得新进展。     

努力提高军队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

提高军队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是新形势对我军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当前军队反腐倡康制度执行力存在着执行主体不得力、监管工作不到位、制度本身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完善反腐倡康制度体系建设,增强军队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的内在科学性;强化领导干部的制度执行职责和意识,增强军队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的内在动力;发挥党内纪委的监督检查功能,抓住军队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的关键.增强官兵的法治意识,优化军队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的环境氛围.     

新形势下强化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探析

新形势下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还有待增强。本文通过分析和弄清影响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探讨制度执行力的途径和对策，进一步强化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君权制约传统及其启示

君主在古代政治中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居于权力运行金字塔的顶端。中国古代的君权制约主要从以天制君、以道制君、以民本制君、以舆论制君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我国古代的君权制约传统对于借鉴本民族传统的治国智慧和构建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首先,反腐倡廉离不开权力制约,而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最高权力的制约。其次,提高权力制约实效性的保证在于依据法律进行制度建设,而后由公民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再次,反腐倡廉离不开道德力量和价值信仰的支撑。     

更腐倡廉建设中的实现机制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实现机制的重点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即：从重教育到重权力制约；从重运动反腐到重制度反腐；从重惩处到重惩防结合、综合治理。但由于一些运行和配套机制的建设没有跟上，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受到制约。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实现机制的建设，主要包括创新机制、教育机制、执行中的问责机制及廉洁激励和举报人保障机制，以保证反腐倡廉制度的有效实现。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理性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大命题和历史任务。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根本要求。要以加强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和廉洁自律为基本前提,以反腐倡廉建设融入总体建设为重要方式,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为制度保障,以完善制度反腐与制度创新为重要途径,全面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十七大以来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创新之举。十七大以来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取得较好的成效,但仍存在对构建高校惩防体系认识不够、反腐倡廉教育效果不明显、反腐倡廉制度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不足。加快推进具有高校特色的院校体系,应该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建设惩防体系的责任感;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营造崇廉尚洁的校园文化氛围;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构建科学管用的制度体系;科学配置和有效制衡权力,形成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提高高校惩防体系建设的科技含量;加强研究,为推进高校惩防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高校惩防体系建设的辩证逻辑与实践路径

加强高校惩防体系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富集有助于提升反腐倡廉教育实效,多学科的理论融合有利于支撑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深厚的民主管理传统有助于推动制约监督体系的构建。新形势下,正确理解惩防体系建设的辩证逻辑,始终坚持预防与惩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反腐战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从而有利于不断完善惩防体系建设,保证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反腐倡廉当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

实践证明,权力没有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非常可怕的。因此,为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大力发展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运用法治方式防治权力腐败。     

制度分析视角下我国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实效性探微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由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要素构成,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我国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适用性。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实效性的发挥,主要体现为强制性政策法规的建立与执行、行动者的自律与共同体的他律以及行动者对高校廉洁文化的认同三方面要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在现实运行中,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备与执行效力低下、行动者价值观念偏差与共同体关系不彰以及"潜规则"对高校廉洁文化的消解等现实梗阻,它们造成高校反腐倡廉制度部分失灵。应从完善政策法规与提升制度执行力、形塑行动者价值理念与厘清共同体关系以及破解"潜规则"与培育高校廉洁文化几方面来进行制度补给。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的自觉建构

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有效预防和惩治党内腐败,实现腐败的标本兼治,建设廉洁政治,我们党就必须自觉建构和牢固确立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制度化反腐模式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来约束权力。生态化反腐模式强调反腐倡廉须在集约化和系统化的原则下追求综合效益,达到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良性互动。大众化反腐模式强调让反腐倡廉的主体——人民大众真正归位,成为"价值层面的主体",并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形成"大众参与、大众负责、大众监督"的反腐倡廉氛围。这三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作的关系。将三者有效地融合并统一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     

法国廉政体系建设理念与实践

法国廉政体系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人民主权”、“社会监督”等理论为基础,以议会、行政法院、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媒体等为主要支柱,发展了比较有特色的四项廉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会计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法国廉政体系建设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注重预防的反腐败理念,有效发挥廉政体系中各支柱部门的作用,以及加强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腐败发生源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腐败现象和行为并没有伴随新政权和新社会的建立而彻底消失,反而由于受到权力运行外环境社会变革中的某些不成熟和不完善的环节、部分,以及权力运行体系自身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的双重作用,一度相当"猖獗"。这些特殊化劣变生态因子的滋生,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反腐败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同时也表明,政府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在科学分析和把握具体政治生态环境特征的基础上实行"与时俱进"。     

权力人腐败的机会主义动因及其矫治

人类经验表明,权力腐败实质上是权力人的违法腐败。机会主义人性行为分析证明,权力人的腐败本源于权力人的机会主义人性,是人性利己与利他矛盾内耗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机会主义和权术机会主义的观察也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约束,权力人从本性上必然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滥用权力,作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因此,为了防止权力人的腐败,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设计抑制权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权力人的败德行为,矫治权力人的权力滥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权力人机会主义腐败的治理将是一场需要战胜自我本性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反腐持久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化、协同化与现代化。     

论执政风险的防范——以反腐败为视角

执政风险是与执政党相伴生的历史现象。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必须高度重视长期执政环境下的执政风险问题。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因为腐败破坏党的性质和宗旨,危及政治稳定;腐败会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动摇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腐败严重败坏了执政党党风,污染社会风气;腐败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因此,党要抵御执政风险就需要自觉划清党同腐败的界线,严惩腐败行为;通过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实现"源头治理";大力发展廉政文化,筑牢思想防线。     

以反腐倡廉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

反腐倡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不仅需要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要坚持反腐倡廉,纯洁党风政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当前的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生存空间,阻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直接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认同。必须以反腐倡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创设重要条件;必须以反腐倡廉切实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形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提供根本保障;必须以反腐倡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激发内生动力。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及其解决对策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主要有国有垄断企业有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地方支柱企业绑架地方政府的决策、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三种表现形式。政府俘获产生的原因包括企业与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政府反腐败不力及廉政建设滞后、各社会群体参与不均衡、政府权力缺乏制约,法治不健全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障民众的结社权利,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政策制定的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严惩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考核体系。     

人性、权力与制度反腐

人性中的恶是腐败的深层基础,但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恶及善恶互变现象,以外在的刚性制度约束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约束激发人性的正能量;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微杜渐、惩恶扬善,这是人性向善和政治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必须加强制度设计,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权力运用,防止制度虚置,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学化水平。广大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在监督下谨慎用权,为民掌好权,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为全体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营造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精神乐土。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