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注重相关实体法的具体内容,而不像形式主义法律选择方法那样强调立法管辖权的选择。12世纪意大利后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德里克的"结果选择理论"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早期形式,20世纪美国著名冲突法学者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说"则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理论的典型代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对立的实质在于法的确定性与公平性之间的矛盾。在调和两种价值追求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德国1999年《民法施行法》修正案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相比更加有效。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形式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

法律制度的理论阐释可分为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两种路径。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具有理论功能的多重面相,既是回答"法律是什么"的本体论理论,也是规范"法律如何适用"的方法论理论。尽管从理论的统一性观之,二者都不是铁板一块,但内部各学派在核心观点上大体能够保持基本的一致。     

法律方法中的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已经成了法律理论中一个确定无疑的贬义词.形式主义实际上是法律方法中的元方法,过度的反法律形式主义会使自身陷入非法律形式主义的悖论,并使法学面临丧失自身自治性的危机.     

法律与逻辑——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一种全面解读

本文主要对法律与逻辑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逻辑学和法学之间交叉性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首先,探讨了什么是“法律逻辑”,并重点介绍了我国学者较陌生的“规范逻辑”,将两者进行了比较;其次,对法理学和逻辑学都关心的“法律推理”问题进行了探讨,比较了“法律推理”和“司法推理”两者的异同,以及两大法系“法律推理”的特点和差异;最后,对饱受批判的“法律形式主义”进行了研究,指出应当辩证地看待“法律形式主义”的功与过。最后,作者结合我国的实际,认为:我们不能借口反对“法律形式主义”而忽视和否定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     

法律方法与法治:以对纳粹司法的反思为中心

纳粹政权在司法领域的工具和帮凶,是反形式主义的法律方法论和政治目的司法,而非法律实证主义。以具体秩序思维和具体的一般性概念为代表的纳粹法律方法论,突破了形式主义司法准则,并将纳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提升为一种新的法律渊源和裁判规范。这种反形式主义法律方法论,是法治的一个陷阱。去法制化的纳粹司法表明:法律方法论若无视基本权利和普遍价值观,就可能沦落为当权者的作恶工具;法的形式价值和实体价值是唇齿相依的,要实现法治,二者不可偏废。     

论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理论

一直以来,法律权威问题作为一个潜在话题存在于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争议中.法律实证主义者在为法律权威寻找经验性基础的过程中,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权威观,即奥斯丁的"强制性"权威观、哈特的"内在面向"权威观与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三种权威观体现了法律实证主义权威理论的三个特点,即法律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权威,从"外在面向"权威观到"内在面向"权威观的转向,以及法律权威事实面向与规范面向的结合.     

法理学中的法律形式主义

在法理学中,法律形式主义一直是人们批判的对象。本文认为,这主要是人们误解所致,人们主要是通过其对手的评论来了解法律形式主义的。为了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法律形式主义,本文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概念、历史和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最后,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当正确评价法律形式主义。     

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自1980年代复兴以来,学者们建立起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结合社会实践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法律社会学与社会学法学存在称谓之争,但近期研究以法律社会学的提法为主流。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法律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理论特征、研究框架、研究的意义等,学者们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更是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应当有重点地加强新时期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实践理性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基于“实践法律观”的一种补充

当前在疑难案件中,法律的正确适用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法律观＂的差别,使得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从学术史及方法论角度看,学者们处理疑难案件有各种方法,但最终都依赖对＂法＂的正确认识及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个案事实与规范的融贯中,在实践理性理论框架内,通过类推等方法,发现、鉴别法律规范才能使疑难案件得以恰当处理。     

“女许霆案”法律定性之外的几点思考

近期，广州“女许霆案”再次引发关注。类似“许霆案”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的行为，究竟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事犯罪、是成立盗窃罪还是其他犯罪等相关争论，业经“许霆案”的充分讨论，早已尘埃落定。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全球化论辩"可以从"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态度加以分析。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分为参照性判准,可以发现,"反法律全球化"论者与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中的"唯法律全球化"论者其实都处在着同"去国家化"相关的"法律一元论"这一层面上,只不过前者主张的是"国家法律一元论",而后者主张的是"非国家法律一元论"。"法律全球化"是一种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包含"法律国际化"的进程,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论"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论"的开放性进程。中国法学论者之所以尊奉"法律一元论",实是因为教条性地尊奉"法律的唯国家意志论"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经典论说的结果。     

论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界分

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我国学者一般将之作为等同的概念使用。这种观点导致了某些学术上的混乱,也导致法律形式和法律渊源各自的作用没能够充分发挥。正确界定法律渊源和法律形式,是实现二者区分的逻辑起点。法律形式是法律文本的表现方式;法律渊源是裁判规范的集合体,法官从中发现裁决案件所需要的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由此可以得出二者之区分:从实践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指司法之法,法律形式之法是指立法之法;从内容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形式则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规则体系;从路径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在司法适用过程发现和寻找的,法律形式之法是立法中形成的。司法适用之法完全局限于制定法之时,二者会出现种属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涵依然有着重大区别。     

论行政法内涵的演进

行政法学界与法史学界观点不同,一般认为行政法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古代社会没有行政法,主要依据是行政法必须与民主政治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一认识有失偏颇。行政法理当是行政管理法,自从有国家存在的社会就有行政法的存在,只是不同时期赋予了行政法以新的内涵。古代行政法主要是官僚机构组织法;近代行政法主要是行政权力控制法;现代行政法主要是公权私权平衡法。     

关于法律本体的三种理论形态

法律的本体问题,是法哲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探讨法律的本体,目的在于为法律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历史地看,关于法律本体的哲学思考主要表现为三种理论形态之间的历时更迭,即神法论、自然法论和实践法论。本文的主旨在于对这三种理论形态进行学术梳理,以揭示其各自在研究视角、思维路径和理论价值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     

可持续发展法律初探

文章针对法学界将可持续发展法律仅仅局限于环境法或从属于经济法的观点 ,提出理论争鸣 ,认为可持续发展法律是指 ,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适用于可持续发展时期的法律制度。同时 ,文章还对可持续发展法律的生态性、代际性、协调性、超前性、综合性等特征 ,以及可持续发展法律的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Tort Law for Cynics

Tort scholars have in recent years defended a ‘traditional’ or ‘idealist’ view of tort law. In the context of negligence this implies that the holder of a duty of care must make an effort not to violate that duty. Idealists contrast this with a ‘cynical’ view that having a duty of care implies a legal requirement to pay damages for breach of that duty. This article defends the cynical view, arguing that it easily explains doctrines supposedly only explicable from an idealist perspective, and that many aspects of tort law are hard to reconcile with idealism. Empirical constraints often make idealism, even if it were desirable, unattainable, and cynicism is therefore the more honest view.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dealism is often undesirable, having costs, both 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which are often ignored, and that therefore it is sometimes better if certain torts take place (and are compensated) than if they do not happen.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产业政策法研究述评

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两种武器。其中产业政策是我国政府最常用的武器,国内学者大多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产业政策。试图从经济法学的角度阐述改革开放30年我国学者对产业政策法的研究成果,力图梳理加以系统化,同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望更高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尤其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研究产业政策法治化以及产业政策法基本内容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加紧对产业政策法研究,对理论和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比较法、因特网与法律趋同化

比较法具有无穷的魅力，可以促进法律和人类的进步。有学者认为比较法的目的是创建共同法，但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将比较法的目的定位在促进法律趋同化是较为合理的。法律趋同化具有历史必然性，而比较法可以促进法律趋同化走势的加强。因特网为比较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法律资料，使比较法得到了蓬勃发展，从而使法律趋同化走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因特网本身促进了各国文化的趋同，这从另一方面推动了法律的趋同化。     

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     

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

当前我国把理论法学与法理学视为一体 ,这不符合理论法学内部学科分工的要求 ,也正是我国理论法学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特别表现在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不分上。法理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指导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 ,使立法、执法、司法工作有一个统一的和明确的指导思想 ,以保持其高度地协调一致和有效地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中。法哲学研究则要探索所有法的本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显然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