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的诚实信用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立法应当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中的法律地位,以及民事诉讼调解的本质和立法实际需要。诚实信用原则可以指导民事诉讼调解的立法、指导法官和当事人的诉讼调解活动。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民事诉讼调解更能实现调解的实质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     

诉讼和解的法理基础与制度完善

建立和健全诉讼和解制度,可以满足当前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纠纷多元化解决的需要,它是推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落实当事人处分权的具体体现。现阶段,诉讼和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设计的缺失,以及法院调解制度的复兴与扩张对其产生的巨大冲击。完善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措施包括明确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地位、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规定诉讼和解的瑕疵救济程序以及明确诉讼和解的费用负担。     

论诉讼调解中当事人处分权的虚化

诉讼调解复兴是和谐社会政治语境下司法政策的相应调整和过度反应,同时存在具体制度方面的趋动力.诉讼调解异化为一种方便审判权行使的手段,成为法官追求办案结果或效果的工具,因而导致当事人处分权的虚化.产生这种异化的根本原因是民事诉讼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审判权本位.当:事人处分权虚化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破坏了诉讼调解的公正.强化当事人处分权,弱化法官的调解职权,使审判权为处分权提供保障,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意,才能回归民事调解的基本原则,恢复诉讼调解的灵魂.     

关于治安调解和诉讼调解链接运行的思考

鉴于公安机关具有体系完备的110接处警快速反应机制,民间纠纷当事人往往会首选公安机关来解决他们的纠纷。但由于治安调解制度还不尽完善,一旦调解不成或者调解协议得不到履行,案件只能进入行政处罚和民事诉讼程序。这样不仅造成公安机关执法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增加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创新和完善,打通治安调解和诉讼调解的通道,实现"友情链接",以及时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小额诉讼制度探究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包括适用范围有限、审理过程简便、注重调解和限制律师参与诉讼。我国立法已明确规定了小额诉讼制度,应进一步明确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保证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限制律师进入小额诉讼程序,简化审判程序,从一定程度上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并完善执行程序和督促程序,扩大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法官的范围。     

论我国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已经成为现代民事诉讼法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在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过程中,必然需要引入释明权制度.通过对释明权的含义、性质及价值的充分认识,构建立足于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维护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释明权制度,有助于推广程序正义精神.     

法院提出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很有必要

<正>从全国范围来看,行政诉讼撤诉率极高,这与法院大量运用和解方式处理行政诉讼案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笔者认为,法院主动提出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很有必要。行政诉讼案件中和解不等于调解。根据诉讼理论,调解与和解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调解主要是民事诉讼中的制度,是在法院主导下,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自愿协商,解决纠纷的活动。法官主宰、控制和支配     

“调审分离”模式探析——基于法官助理为调解主体的分析

诉讼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诉讼程序,或没有达成协议,使诉讼进入下一程序的活动。现阶段,我国采用的是＂调审合一＂的诉讼调解机制,案件分配给承办法官后,除回避等特殊情由外,主持调解及司法裁判均由承办人负责。然而,这种＂调审合一＂的调解运行模式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中备受置疑。     

律师调解杂议

非常2＋1 2009年9月1日，河南省司法厅一纸公文引起了众多律师与公众的关注。在该厅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调解工作中积极作用的意见》中，要求律师要努力促进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调解。《意见》特别指出，对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案件要重点做好调解工作：而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都是律师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达成庭外调解．或配合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的领域：此外，当事人情绪激化、严重对立的案件；案情复杂、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的案件等也是调解的重点。     

民事简易诉讼程序需进一步完善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应进一步完善简易诉讼程序的内容。这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案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应当根据案件的简易和复杂程度这一客观标准，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确定。如果任由当事人单方面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则将隐含着很多无法预测的风险。例如，简易诉讼程序中允许通过当事人的口头诉讼行为，但如果是比较重大或复杂的民事案件也通过当事人约定适用了简易程序进行诉讼，那么，法官将难以确定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范围以及争议的法律焦点，也很难精准确定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     

民事诉讼“部分调解”模式的实证分析——以法官个体性经验为中心的考察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发展的生命力来源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实践理性.通过滨州中院法官对特定类型案件有关调处的实证调查,从个体性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民事诉讼“部分调解”模式的特点在于二审以判决的形式确认部分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而从法官审结的个案中审视此模式的应用规律,发现此模式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在于如何使多元化赔偿义务主体间的责任分担明确化.此模式的运作机理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实用性特色,对此进行实证分析能够更好的把握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案件的类型划分和发展态势,提升民事诉讼调解回应司法需求的能力.     

从美国限权法官看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

美国限权法官是联邦法院选聘的司法官员,享有部分司法权力,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行使职权,但要受到法官以及当事人的监督。使用限权法官分担审前事务和案件管理工作,有利于缓解法官的办案压力、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当前我国法官助理制度中法官助理职责界限模糊、职权不独立、晋升途径狭窄。借鉴美国限权法官制度的合理因素,可将具有良好职业素质但未能入额的审判员定位为“候补法官”并赋予其有限的审判权。在此基础上,健全候补法官在案件管理、主持调解、和解以及审理小额诉讼等方面的职权,相应提高职级待遇,同时完善对法官助理的监督,防止其职权过分膨胀。     

略论行政民事争议关联案件调解

行政民事争议关联案件存在行政和民事两种不同类型的争议,且行政争议解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民事争议.在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原则的情况下,许多行政民事争议关联案件陷入无休止的诉讼循环怪圈.调解与判决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矛盾的最终化解.在行政民事争议关联案件中引入全方位的调解制度将有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实现一案调解、解决两案的诉讼效益.     

论法律的正义价值及其实现机制

法律的目的价值以正义为核心,其他价值可以看作是正义的内在要素。法律制度通过法典化的立法和赋予行为人自治权的法律行为制度,从秩序、平等、自由等不同方面保障了正义的基本实现。在法律规范出现空白或无法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保障实质正义实现的必然制度设计。     

意大利民事诉讼改革之旅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直到2009年6月18日的第69号法令,意大利民事第一审程序的重大改革一直在进行,然而,意大利民事诉讼的变革缺乏一个综合性的改良计划,尤其是在对抗性模式与非对抗性模式之间没有作出明晰的选择.1990年的改革,加强了法官的作用,而在公司诉讼特别程序(rito societario)中基本上是由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案件早期的操作；竞争法(legge competitività)给予双方当事人选择特别程序(rito societario)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改革都强调了法官的角色作用,在诉讼管理和证据的出示中保持了程序的刚性.为了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法院必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制裁制度和一个支持性的干预制度,以平衡法官的工作量,鼓励法官的专业化,监控达成效率和工作指标的程度.     

伦理视野中的民事诉讼法的发展

民事诉讼法的发展不仅应该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也应该从伦理视角来解读。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存在着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伦理缺失问题。比如：当事人的诉讼意识缺失,法官的职业道德缺失,律师的职业道德缺失等情况。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仅从法律角度来找寻原因。结合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从根本上讲,需要从程序正义出发。只有把民事诉讼法的程序正义价值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的价值,民事诉讼法才能够摆脱民事实体法＂陪衬＂的角色,更好地发挥民事诉讼法的作用。因此,从程序正义出发,才能构建和谐的民事诉讼制度。     

动作

最高院:进入诉讼,诉讼案件也可委托调解今后,进入诉讼程序的部分案件也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配合提出的措施之一。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被害人诉权机制的完善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之一,应当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前,公诉制度下被害人的诸多程序权利欠缺或受到限制。应当注重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作用的发挥,以程序正当和效率为基点,从微观层面上完善被害人的诉权机制,保证其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体现出对被害人基本人权与人格尊严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被害人所受的犯罪伤害,预防被害人向犯罪人的转化;同时,通过被害人的积极参与,促进法官获得全面的案件信息,准确量刑,公正裁判,提高裁判的公信力和社会效益。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刑事速裁程序之考察

追求公正与效率是各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旨在推动庭审实质化来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然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对于某些轻微刑事案件,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办理必然会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挤压其他案件办理的效率,最终影响公正的实现。应当推进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将刑事速裁程序定位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应有之义,大胆尝试,不断完善,从而保证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     

《纠纷化解在诉前》专题报道之一 诉前司法确认之定西样本

调解——反悔——上访——再调解——再反悔——再上访……很多简单的矛盾纠纷,就这样在周而复始的反复中一拖再拖,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成为信访重点督办案件。2007年1月,甘肃省定西市中级法院联合定西市司法局创设了非诉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制度,结束了当地长期以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调而难结的历史。非诉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制度改革推动人民调解制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同时也减少了法官和当事人的讼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改革的先行者定西市中级法院,还是将定西经验上升到立法层面的最高人民法院,都面临着程序问题的瓶颈。改革者希望,非诉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制度的建立和推广,能够成为法院诉讼文书和司法统计改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