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网络民意应用:逻辑、困境与策略

在当下社会,吸纳网络民意体现了政府的开放包容,更突显了政策合法性的本质要求。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应用网络民意体现了政策合法性、利益公共性和参与民主性,网络民意保证了政策议程设置来源的广泛性、促进了政策方案形成与选择的科学性、提升了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网络民意应用存在议程设置上结构性矛盾突出、方案规划中吸纳机制因循守旧、政策合法化后反馈信息不完善的现实困境,需要在政策议程设置上加强回应、规范平台建设;在政策方案规划上提升责任、完善吸纳机制;在政策合法化上提升合意度、加强信息反馈。     

迈向社会公共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策转型

社会政策转型是对社会转型的积极回应。基于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两个维度可以构建出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的四阶段模型。其中,社会政策阶段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为源起,社会公共政策阶段起源于社会政策理念与质量的全面提升。社会政策转型原因有三点:社会问题倒逼顶层设计;城乡差距阻碍长远发展;生存需求转向发展需求。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表现为延续性、适度性和共享性。社会公共政策的转型特征从宏观层面体现为价值理念与行动体系协同转型,从微观层面体现为政策质量的全流程再造。中国依旧处于社会公共政策阶段,需要从以下四点继续夯实政策基础:政策理念上要主体多元,权责分明;政策方法上要积极防范,主动作为;政策内容上要适度普惠,突出重点;政策目标上要机会共享,立足发展。     

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孙志刚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阶段,包括政策议程、方案规划、政策合法化等几个环节。民意和专家的参与、以及媒体的作用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对于推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孙志刚事件作为一个典型的引起公共政策修改制定的案例,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分析价值。     

网络民意的政策价值及其制度培育

分析我国网络民意的话语表达特点，发现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意还停留在“大众话语空间”的表达层面，缺乏公共理性的指导和约束，这一态势必然阻碍网络民意发挥其政策价值。因此，把网络民意从大众话语空间的表达层面上升到公共话语空间的表达层面，是网络民意政策价值制度生成的必要路径。     

2011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新进展

2011年是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研究和学术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借鉴国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在分析框架层面提出的政策过程新模型、建构主义政策研究纲领、制度理性选择框架、政策创新和扩散的政策网络视角等都有显著的学术创新;在研究主题层面,他们立足我国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重点关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信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民主化与法制化等重大问题。在学科前沿层面,公共政策协同性研究、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将成为公共政策学新的学术生长点。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

由刑事政策角度观之,民意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抗制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反犯罪功能: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可以强化民众的刑事法规范意识;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抑制压力;抗制犯罪过程中的民意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相机调整,以更好满足抗制犯罪的需要。但同时,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     

公共政策合法化的价值分析

公共政策合法化具有合法地位和合法性的双重目的,这就要求合法化程序和政策方案必须分别遵循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法律性的价值标准。其中,合规律性既要求合法化的程序设计符合合法化的内在规律,又要求政策方案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合目的性既要求合法化程序保障民意表达,又要求政策方案体现民意、维护民利;合法律性既要求将合法化程序法律化,为相关的合法化提供制度保障,又要求政策方案遵循有关的法律原则,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     

从公共性阙如到公益性回归看医疗政策的变迁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学与公共政策学的核心命题。国家观念是主导公共政策变迁的动力之一。＂公共性＂作为国家观念的一种,是推动公共政策变迁的最重要因素。公共性阙如主宰着我国医疗政策变迁大部分进程,并由此带来了医疗事业发展困境。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国家不但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医疗事业的公共性地位,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为医疗的公益性目标实现做出了刚性的规定。在当前,以＂公益性观念＂为导引,不断推动医疗政策的变迁,依然是一项未竟的国家事业。     

论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区域政策及其创新

区域公共政策是旨在弥补区域市场失灵和跳出地方政策失灵的困境，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政策干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在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推动区域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价值、行为规范、事实等层面还有待完善，当前应以区域公共利益为导向，转变理念，完善政策机制，明晰区域公共政策的限度，健全区域政策体系，从而实现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创新。     

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知识、民意的关系研究

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政府权力的支撑,也离不开科学知识的运用,而对政策利益调节的政府权力博弈和科学知识的理性思考,有时会产生冲突。同时,政策主体的思维定式、知识局限、能力水平等诸多约束条件的限制,又会导致政策方案选择的有限理性,民意的引入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公民参与有利于克服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有限理性、约束权力主体的自利行为、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力、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有赖于权力与知识、权力与民意的良性关系。     

公共利益及公益诉讼解读

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其根本性标志在于非排他性和使用与消费的共同性。公益诉讼可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其本质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开放性是公益诉讼的显著特征。     

论公法与公权利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应采用“公共权力”标准．公法是调整公权力与公权利之间关系的法．与公法、私法相对应的“公权”、“私权”在中文里容易让人误解,最好明确称为“公权利”与“私权利”．宪法规定的通常被视为私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同时也属于公权利．颇有争议的“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并没有改变宪法的公法性质．宪法只为公法,也不会影响宪法的根本法、最高法地位．     

公共利益与公共行政责任

公共利益的概念见仁见智,缺乏共识。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关于公共行政责任的指导性概念。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公共行政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全面的根本的责任,并为此而努力创造公共价值。这样,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不仅对于选择集体行动的适当手段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范价值和行动准则。     

公安文化与公安文化建设

现阶段我国公安文化的特征,既是一种现实反映,也是一种历史延续。具体地讲,较突出地体现在政治性、强制性、依赖性、创造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等方面。公安文化建设包括公安精神文化建设、公安制度文化建设和公安物质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政治文化为主导,以公安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切实加强公安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发展公安教育训练和科学研究事业,加强公安文化基础和阵地建设,积极发展公安文化事业是公安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性别平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

性别不平等妨碍女性的发展前景，忽视社会整合，危害两性的社会合作，从而严重影响男女两性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正常运行。经济发展及制度改革都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因素，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尤为重要，因为使性别不平等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即使能为个人所改变，但也存在很大难度，因此急需国家采取积极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以促进性别平等。     

宪政主义、管理主义与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研究的几种不同理论范式

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中,先后形成了宪政主义、管理主义、政策主义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范式.为了克服管理主义和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局限性,有必要继续重视并阐发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

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改善公共领域绩效 ,这是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 ,被认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影响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影响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的主要问题是公安机关执法效率低下、公安机关执法质量有待提高、社会成员对现代法治基本要求认识较低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公安机关执法效率低下、公安执法质量相对较低社会成员对现代法治基本要求认识较低、非公安机关因素等。要提高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应强化公安机关的行动力,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效率;通过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迅速提高办案机关、办案人民警察法律辨识力;强化现代法治理念宣传;政治建警,多管齐下做好民警的思想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形象;强化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对互联网及媒体传播功能的认识。     

公共管理改革中的三个悖论

本文关注当代公共管理改革中的三个悖论 ,即全球化的悖论 ,不良改革景象的悖论和管理主义的悖论。文章力求通过考量不同的公共服务协约对于改革的影响来解释这三个悖论。     

非营利组织与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非营利组织作为利益团体影响公共政策在程序上有利于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但由于利益冲突及利益团体之间力量不均衡,充分的利益表达并不一定最终形成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为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我们认为,客观面对并努力协调、平衡、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比简单地抑制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影响更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