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处遇的合理性及其实现

劳动教养处遇自创立到现在经历了不同政治、经济形势的洗礼.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劳动教养处遇的合理性,从理性角度出发,站在完善法律规定的角度正视问题,从公安机关提起到劳教所的执行,劳动教养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劳教所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定位、程序规范等方面寻找问题的原因,对劳动教养处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之证成及当下自洽——一种历史视野中的实证分析

劳动教养制度在当前语境下应予以务实地考量,在现行制度体系中促成其内化完善以及当下自洽.运用实证分析法对劳教制度进行历史考证,可以明确其“狭义法律”之位阶并证成劳动教养之“行政处罚措施”性质；劳动教养制度的程序完善在于具象化“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并内设法制部门,从而制衡公安机关审批权限；劳动教养的处罚期限应予合理限缩；劳动教养制度设计及执行中对“教”之内涵即“传授知识技能”应予系统化谋断及科学构建；为了阐释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正义,对劳教人员的劳动报酬问题也应重新审视并作出合理设计.在彰显当前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中进行严肃讨论方能期待其完成当下之自洽.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对基层公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以呼伦贝尔地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劳动教养制度虽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权力运作,但决定、实行权力主要在公安机关,它的废止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基层公安工作有着深刻影响。     

劳动教养制度小议

不论是从劳动教养制度设定之初的原始规范性文件看,还是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劳动教养都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劳动教养制度的制定主体不合格;劳动教养对象范围不明确;有些规定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劳动教养期限执行得不合理。另外,劳动教养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也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劳动教养制度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衔接关系不明确;劳动教养期限与刑事处罚、治安处罚比较相对失衡;劳动教养制度赋予行政机关权力过大,而且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劳动教养没有自己独立的办案程序法。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要么彻底废除,要么继续保存,但须作相当大的修改和完善。     

有关劳动教养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劳动教养的审批程序 关于劳教的审批权,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很明确。依笔者浅见,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可做如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劳教委)是以法律、法规规定而成立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的机构,在现阶段不能消弱更不能撤销,而应大力健全和加强。它可以在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的同时,以书面方式委托各地公安机关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这里要明确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公安部[89]公(法)字69号《关于可否将劳动教养审批权委托区县公安局行使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公安机关不能自行决定将审批劳教的权力委托各公安分局、县公安局行使。因此,受劳教委委托审批劳动教养的公安机关只能是地、市级以上的公安机关;第二,受委托的公安     

论劳动教养司法化

我国劳动教养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 ,相对人在劳动教养过程中很难行使诉权、辩论权等程序权利 ,难以获得司法救济。从制度层面应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劳动教养制度 ,确立法院对劳动教养裁决权 ,实现劳动教养的司法化 ,以保障相对人的人权。     

对再次卖淫嫖娼者处罚的法律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后,我国公安机关一般对首次卖淫嫖娼者处以治安管理处罚,对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再次卖淫嫖娼者实行劳动教养并处五千元罚款的处罚。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对卖淫嫖娼者处罚的相关规定,对公安机关给予再次卖淫嫖娼者实行劳动教养的惯常做法提出了质疑,指出公安机关的做法违反了法律适用规则,并就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刑事案件分流

劳动教养制度与刑事案件分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刑事案件的分流是劳动教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它的完善对劳动教养制度有重要作用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刑事案件分流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     

劳动教养社区矫正化的前提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从1957年创建到今天已走过50年的风雨历程。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以来,劳动教养屡遭非议,废除之声不绝于耳。劳动教养该何去何从?本文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劳动教养制度改造之路比完全废除更具操作性。对劳动教养对象进行分流,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段或许是目前较好的方案。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与废黜研究

劳动教养制度在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惩处、教育和挽救违法犯罪人员,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完善,其弊端日益凸现,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废黜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意义。     

构建服务型公安机关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山西省公安机关为例

构建服务型公安机关是政府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民服务活动有利于提升公安机关服务社会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执法为民的能力；有利于打造高效、廉洁的公安机关形象.在现阶段,公安机关应该通过加强民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强化“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拓宽对民警的业务培训,提升服务社会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以从优待警为载体,激励民警工作士气等途径,继续深化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     

治安调解的特性分析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即治安案件）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作为一种行政调解,具有涉私性、自治性、公力性、终局性、程序性等特性,不同于一般调解乃至民事司法调解,这对于准确理解治安调解的适用范围、法律效力,规范地开展治安调解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创建优秀基层公安团队的思考

创建优秀基层公安团队就是公安机关基层所队通过合理利用每名警员的知识和技能协同工作、以解决问题和实现共同组织目标的活动。加强基层公安团队建设是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组织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举措和提高团队工作效能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强公安工作的必然路径。永州市公安局在优秀团队创建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也还存在认识不足、举措不力、沟通不够、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加强优秀基层公安团队创建，应当明确基层公安团队组织目标、分析组织岗位、做好人员安排、加强团队管理、培育组织文化、完善规章制度     

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握公安机关人性化执法的内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现实的人出发,阐述了生命个体存在的第一需要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人的需要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原初动因,正是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人的需要才能够得到实现和满足,同时使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得到确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社会关系和国家,并形成人类社会。人的需要包含着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三位一体的人的需要构成了完整的人性。这部著作是我们深刻把握公安机关人性化执法的科学根据,公安机关人性化执法的本质就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责任分析

＂谁举办、谁负责＂是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公安机关承担的不仅仅是监管责任,甚至承担着主要的安保责任。政府的态度、保安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匮乏、公安机关本身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的走向。明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责任的归属,可以有效促进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工作效率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较为成熟。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经济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致;刑事和解虽与现行司法模式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化解。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平、自愿、被害人优先和不违背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则,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作严格限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只能是人民法院。     

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是公安工作持续发展的动力

信息革命改变着人类社会,同时也必定改变着我们公安机关的组织和机制。公安机关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树立先进的学习理念,加强民警的组织学习,与时俱进地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为公安机关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努力锻造一支适应形势发展和不断追求最佳战斗力的公安队伍。     

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对我国警察治安检查若干问题的思考

治安检查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现治安问题，堵塞治安漏洞，消除治安隐患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常常将治安检查权等同于刑事搜查权，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犯。在警察检查权的制度设计中，应将公共领域的检查权与私人领域的检查权作明确的区分；在公共领域进行治安检查应当以保障警察执法效率为主，适用宽松的法律控制，当警察针对私人领域行使检查权时，应当适用严格的法律控制；从尊重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角度着眼，公安机关应完善场所检查和公民身体检查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