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类预付式消费法律规制研究

服务类预付式消费连年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其根源在于,特定的商业模式加强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经营者虚构大幅优惠不当引诱消费者,预存资金缺乏监管。预付式消费已广泛进入美发、美容、健身、餐饮、培训等生活服务类行业。在服务类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需要向经营者预先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在按照合同的约定接受服务后,再由经营者直接从预付费用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预付式消费的法律规制探析

预付式消费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步流行，但相关领域的立法却接近空白，导致现实中消费纠纷众多．类型复杂。本文就预付式消费的现状及成因进行分析，提出经营者诚信缺失、预付式消费的事前预防监管和事后救济措施不力是造成问题主要因素的观点，进而对这一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方法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非预付式非准入性会员卡性质探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家为获得更多经济利益,推出了一种效仿会员制的营销模式,即发卡单位在会员卡上注明相应优惠条款,以此吸引消费者办理会员卡和再次消费。会员卡类型多样,依据是否需要在卡中预存一定资金,分预付式和非预付式。前者需要消费者在卡中预存后续消费的金额;后者只需缴     

孙宝静诉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一、在消费者预先支付全部费用、经营者分期分次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预付式消费模式中，如果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载明“若消费者单方终止消费．则经营者对已经收费但尚未提供商品或服务部分的价款不予退还”的．该类格式条款违反我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二、在预付式消费中，如果消费者单方终止消费，经营者并无违约或过错行为的，应结合消费者过错程度、经营者已经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量占约定总量的比例、约定的计价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消费者的违约责任。     

我国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

预付式消费模式的兴起具有现实基础,但也存在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利益、扩张负面功能等问题,故应对其予以法律规制。各国关于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有以下共同点：通过对预付卡的监管来规制预付式消费;公法和私法两种手段并用;发挥自律组织的积极作用。我国应在借鉴各国规制经验的情况下,根据预付式消费实践及国情,建立富有针对性的规制模式。然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存在层次较低、规制不全面、实施效果差等缺陷。因此,应对我国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作全新的制度建构,其主要内容包括：设立预付卡发行制度,设立预付卡实名登记制度,设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制定全国性合同示范文本。     

消费者权如何救济——以“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为建构思路

消费者权"小额多数被害"的特征要求创新消费者权救济方式,消费者权救济的有效路径是:创设消费公益诉讼制度。消费者组织积极行动能有效克服消费者"羊群效应"现象,建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时借鉴境外消费公益诉讼的成功经验,授予消费者组织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构建我国消费公益诉讼制度。     

预付式消费：亟待法律指引

合同约定等问题,消费者权益极易受到侵害。消费具有先付款再消费的特点,一旦遇到经营者无法继续履行场、超市、餐厅等消费场所的重要营销手段。然而,由于预付式近年来,持卡消费渐成时尚。     

预付式消费的合同法律问题分析

预付式消费在促进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对交易安全造成了冲击。专门的、系统的合同法律规制缺位是预付式消费法律问题频发的原因。本文从合同法律的角度出发，对预付式消费进行了分析。     

预付式服务消费合同中余款不退条款的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在预付式消费合同中,余款不退此类格式条款如果在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分配上明显失衡,应当被认定无效。同时,消费者一旦与经营者缔结合同,也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预付式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与完善

预付式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模式，我国现有法律并不能全面解决该模式下的侵权行为。完善相关法律与对其加以有效的监管，对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和市场的正常运行有着重大的意义。     

论预付式消费交易的法律构造

随着市场经济和交易实践的发展,预付式消费交易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消费模式。预付式消费交易主体多元,法律关系复杂,有必要准确认定其法律构造,厘清各个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购卡人与发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难以有效涵盖整个预付式消费交易,预付式消费交易在法律构造上还应当包括持卡人与实际经营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就购卡人与发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言,购卡人需要向发卡人提供长期资金信用,在约定期间内不得就预付卡主张兑现;发卡人则向购卡人提供便捷的支付工具,并对预付卡支付功能的实现负担法定担保义务;持卡人与实际经营者之间成立普通的购买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合同,在实际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瑕疵时,持卡人可直接基于该合同关系请求实际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2008年10月29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消费者概念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概念,因此,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首要问题应该是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对理论和实践当中存在的争议进行回答：即消费者是否只限于自然人？什么是生活消费？鉴于理论和实践中对生活消费的持久争论,我国应借鉴国外,在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对消费者概念进行排除式界定,即将消费者概念界定为：本法所称消费者是指非为营业和职业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包括自然人和为职工购买生活消费品的单位。     

“消费警示”及其制度化——从“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谈起

行政机关发布消费警示的目的在于消除市场上消费者获取信息的不利地位，预防消费者权益受到不利侵害。通过分析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和行政实务，发现行政机关发布的消费警示并不是《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风险警示，而是行政机关日常的监管活动。在发布条件和程序上，消费警示和风险警示也有着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关键是风险的特殊性。消费警示是行政事实行为，通过完善受案范围、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制度可以为错误或者违法的消费警示提供救济。     

医患纠纷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若干考量

对于患者是否属于消费者,医患纠纷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目前在学术界及实践中尚存在一定争议。从消费者的定义判断以及出于保护作为相对弱者的患者,患者应当属于消费者,医患纠纷可以适用《消法》。但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消法》适用于医疗消费纠纷体事项有一些特别之处,包括:医疗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在医疗消费中受一定限制,《消法》第49条惩罚性赔偿规定在医疗消费中可以适用,《消法》与相关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问题。     

试论汽车消费者知情权保护

消费者知情权在现代消费者权益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消费者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面对当前汽车消费过程中收费项目繁多、收费依据不明等收费问题,汽车消费者知情权存在行使与救济双重困境。对此,立法方面应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知情权的内涵作进一步细化;司法方面应充分考虑交易过程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构建权利义务双重保护模式,以求汽车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实质公平;政府相关部门可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落实信息披露义务加强对汽车销售领域的行政监管;行业协会应发挥作用,构建行业信用体系,畅通信息交互渠道,以实现社会共治背景下的多方位保护汽车消费者知情权。     

论消费信用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信用经济的发展 ,要求必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应获得信用的一般性权利和各项具体权利。要分析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的消费信用法 ,理清《消费信用法》与民事基本法及相关商事法、经济法的关系 ,制定既反映整个消费信用交易又能侧重体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消费信用法》。     

预付式消费卡域外立法考察及启示

预付式消费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步流行,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方式,其有效的促进了销售增长,刺激了经济发展。但目前我国预付卡的发行、流通与管理均比较混乱,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同存。本文就预付卡消费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结合域外相关立法经验提出了法律规制的建议和思考。     

传统社会弱势主体之权利救济浅析——以《七侠五义》为文本

本文以清代公案小说《七侠五义》为文本,以传统社会的权利救济为角度,分析了小说中涉及的多种救济路径。包括宗教式的还魂诉冤、侠客的仗义相助等,以及包公清官审判为典型的公力救济等。藉此来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救济提供探索和思考。     

论服务消费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服务消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猛发展,而服务消费中存在的诸多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现象也不断出现,逐渐上升。针对我国服务消费中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实际状况,分析了服务消费类型、问题及原因,指出了服务消费法制的欠缺,对服务消费权益保护从法理上作了初步分析,提出了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服务消费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     

从“消费者”的角度谈患者的法律保护

患者在医患关系中居于弱者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在即,本文从分析医患关系属于民事合同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患者应当纳入消费者范畴,具备了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享受医疗机构方提供医疗服务的法律地位,并在发生医患纠纷时可以获得多种途径予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