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性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伦理反思,拒斥习俗主义,把国家与社会统一于道德之中,并以道德统摄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政治对人的要求是“应当做……”,所以,我们将它概括为“产生于道德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则把政治看作是道德实践,将政治与社会分别开来,政治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善,它对人的要求是“能够做……”。所以,我们把它概括为“产生道德的政治哲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一切规范性政治哲学的道德根基。     

论政治运行中的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

政治的静态结构如组织、制度、法律、政策等,是政治过程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政治运行的客观基础.但是,政治的原理及其结构安排既基于政治之基本要素即“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人”的要素而被赋予了复杂的意义.这其中,关于政治过程中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一定社会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孕育着一定的政治行为主体,使其在政治行为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其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的烙印;由此,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也必须以既定的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为依据.以积极的取向充分发挥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

权术和道德被认为是政治实践和政治理想两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千百年来,思想家们致力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与分析,大致形成了两大阵营,大多数人都崇德贬术,但也出现了因《君主论》所表达的政治权术思想而被标签为“罪恶的导师”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无道德”论,他提出“一位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就应该完全摒弃道德,利用权术,采取软硬兼施、背信弃义的手段双管齐下”.本文通过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无道德”论的分析,提出了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相互融合应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将对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的政治道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浅析政治与道德

政治学的发展总体上有现实主义政治观和理想主义政治观两种流派。现实主义政治只注重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认为政治和道德是一体不分的。所以现实主义政治也就无视道德等伦理价值。相反,理想主义政治观在重视权力和利益的同时,更侧重于政治权利、政治道德、法律治理等等社会价值。相比现实主义政治的野蛮与血腥,理想主义政治也具有了更多的人性和关怀。     

政治道德建设中领导干部政绩观问题探讨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和完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应对危机,迎接挑战。而加强政治道德建设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迫切需要予以重视的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政治道德建设,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刍议

马基雅维利，这个具有非常大争议的人物，像个迷摆在我们面前。他的政治理论对近现代政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他的传世之作《君主论》却让其遭人非议，他被人称为“罪恶的导师”，“非道德主义者”。但本人认为其政治思想并非是像他人所说的“不道德的思想”，而是出于祖国统一的需要，他的政治思想对近代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成也青天,败也青天

在过去,包青天曾经是一个人;在今天,“包青天”象征着一种腐朽的法律体系与理想的政治道德的结合体。“包青天”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包青天”代表着民间百姓对政治道德与法律制度的看法、态度、心理与观念。民众看透了官员的腐败,民众看透了法律的落后,因此自然会怀念起包青天。当然也有人说法治社会仍然需要包青天。不错,任何时候,不管法治发达到什么地步,人类社会总是离不开优秀政治家、公务员和司法官身上的道德素养。但是政治道德与法律制度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在功能上互相替代。从政治道德意义上讲,“包青天”代表国…     

我国法治实践的若干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明确提出,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不断推进。但是,“人治”观念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不健全、道德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同时并存、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矛盾、乡土社会实施法律的艰难以及法的实效的不理想却造成我国法治进程比较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强“法治”观念,真正使民主制度法律化,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尽量通过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保证法功能、目的的实现,进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基层干部“政治三力”的内涵要素、价值意蕴及提升路径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三力”为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政治能力找到了落脚点。基层干部处于为民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其政治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必须深刻领会“政治三力”的深刻内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把握政治主动；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坚定政治自觉；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强化政治担当。     

论惩罚的政治正当性

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惩罚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证成,但在民主的价值多元社会,道德的正当性是一回事,如何促成政治实践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惩罚的道德证成之外,有必要开辟惩罚的政治证成道路。近代社会契约论者提供了不同的政治证成进路,当代契约论者罗尔斯提出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根据罗尔斯方案,国家惩罚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公民的理性而非某个道德原则,应该保留犯罪者的公民身份,合理限制犯罪者的权利,死刑是不可证的。     

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价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传承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历史追求,并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践,更系统地把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的本质特征,从而赋予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以民族复兴的凝聚力、和平崛起的认同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掌握力。和谐社会基本要素的结构关系表明,社会活力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三种力量：和谐社会的动力建构

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是一个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持续不断的动力源。第三种力量在这种社会动力建构中,以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传统力量不足应运而生,促进社会利益的和谐,并最终产生社会和谐利益。     

警察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分析

和谐社会追求的是社会均衡、协调、平顺的发展状态,但和谐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冲突,其本质乃对立之中的统一。而警察的价值就在于指导、归训、威慑和谐社会的对立面,维护、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弘扬民法精神

和谐社会是人类的理想,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弘扬民法的基本精神。因为,民法的平等精神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民法的自由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民法的诚实信用精神是和谐社会的灵魂,民法的私权精神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和谐社会语境中进取性社会利益及司法保护——“彭宇案”引发的思考

建设和谐社会,既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法律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但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人们需要秩序,也希望人与人之间在遵守秩序的前提下充满爱心和信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后者作为一种进取性社会利益也应该成为法官自由心证、自由裁量与利益衡量的重要依据。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基于人才工作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执政理念和执政哲学的根本性转变。人才工作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笔者试从人才工作这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论基础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使命

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也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基础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使其本应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力量,但现实教育的变调却使基础教育非但没有缓解和消除各种社会失谐问题,还再生和强化了原有的问题。为切实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基础教育从初级目标上而言,要能够成为消释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结构的“缓冲带”;从高级目标上而言,要完成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及建设和谐共同体的中小学校两项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执政目标的新要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和谐社会至少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选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注重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