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冲突与宪政发展

制宪权的代际冲突是所有立宪国家在宪政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成文宪法对制宪权的消解 ,事实上否定了人民主权原则 ;成文宪法过分依赖制宪权 ,又造成对宪法稳定性与权威性的破坏。中国宪政发展对制宪权具有更高的依赖性 ,我们必须在运用制宪权的过程中约束制宪权。既要大胆运用制宪权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需要的宪法规则 ,又不能滥用制宪权 ;在行使制宪权时既要尊重前人的合理选择 ,又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 ,学会与先辈和后代分享制宪权。     

刍议制宪权的至上性

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宪法的一种权力,对制宪权的性质、特征等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目前,对于制宪权的至上性问题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根源在于横向上的考察角度不同。本文指出在纵向上从制宪权的静态和动态两个循环往复的存在状态考察其至上性,有助于理清学界对制宪权至上性认识上的矛盾冲突所在,并在制宪权至上性的研究上拓宽视角、加深认识。     

谁是制宪者

制宪权是人民的应然性权力 ,也是人民的实然性权力。人民并不能直接参与制宪的全过程 ,而是要依赖其代表间接实现制宪目的。制宪有一系列程序 ,人民直接参与的主要是“决定制宪”和“选举产生制宪会议” ,有的国家还可以参与对宪法草案的讨论甚至表决。制宪中的主要工作———提出宪法动议、起草及详尽地讨论宪法草案 ,是由少数精英们完成的 ,许多国家宪法的通过也是由精英们表决的。但精英们并不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志 ,他们在制宪中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政体、国体与建国 民初十年制宪史的再思考

对于民初十年制宪史的重新检视表明,导致宪法迟迟未能颁布的原因,并不只是军阀势力的干预,还同时源自国会内部在有关"政体"与"国体"等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真实的冲突来自于作为军阀政治本质的派系政治,其根源在于民初政治在构建统一主权国家的"建国"问题上的不足。而1923年宪法及其法统最终被否弃的原因,也就并非只是因为"贿选"导致的宪法危机,而更多来自于从军阀政治和宪法政治向党国政治转型的重大政治变迁,是人们在建国问题上的重新思考与道路转折。     

半总统制的初创：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

在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中,总统由独立选举方式产生,权力也进一步增强,特别是确认了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权力与立法权,包括解散国会权、紧急命令权、修宪提议权等,其权力比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要大。在总统与内阁权力关系上,总统居于主导与支配地位,符合半总统制政体行政权分享的原则。行政与立法权力关系的设计,体现为民国议会对总统与国务员的弹劾权、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权以及总统的解散议会权。宪法草案半总统制政体模式的选择,不仅是宪政学理的设计结果,还与北京临时执政府主导制宪、制宪者对民初宪政制度实践的经验反思以及魏玛共和国宪法影响等因素有关。     

政体、国体与建国

对于民初十年制宪史的重新检视表明,导致宪法迟迟未能颁布的原因,并不只是军阀势力的干预,还同时源自国会内部在有关“政体”与“国体”等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真实的冲突来自于作为军阀政治本质的派系政治,其根源在于民初政治在构建统一主权国家的“建国”问题上的不足。而1923年宪法及其法统最终被否弃的原因,也就并非只是因为“贿选”导致的宪法危机,而更多来自于从军阀政治和宪法政治向党国政治转型的重大政治变迁,是人们在建国问题上的重新思考与道路转折。     

总统花钱国会管

一位众议长曾大言不惭地说:“没有我的同意,总统一分钱也别想花.”这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提着“钱袋子”的国会,在政府开支问题上的确起着主导作用.政府预算方案和具体拨款均由国会提出并批准的做法,在国际上是少见的. 国会抓着“钱袋子” 美国宪法规定,除依据法律之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支款.国会掌握的拨款权俗称“钱袋权”.宪法起草人麦迪逊指出,“钱袋权”是宪法给予人民代表所能装备的最完备、最有效的武器.     

论中国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制宪权,亦即54年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问题。首先从学理进行探讨,制宪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其性质,才能具备正当性基础。接着,结合54年宪法制定背景,证明该制宪权以人民政权为前提,获得普遍社会认同,具有正当性。     

制宪权与人权关系探源——以西耶斯的宪法人生为主线

西耶斯并非决断主义制宪权观的源头。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制宪权仅限于决定政制,而人权作为价值规范是其前提和目标。制宪权的至上性只是相对于宪制权而言,它服从于国民主权原则之下的代表制,且蕴含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大革命之后,西耶斯意识到制宪权的危险并将其掩藏,构想了宪法审查会以实现违宪审查、宪法改良和人权的终极保障。我国"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主张者在论战中各执制宪权与人权,但都忽视了西耶斯这个重要的理论源头。特别是前者在阐释西氏的制宪权理论时切断了与人权的关联,将制宪权的客体从政制扩大到政治体本身,将规范主义替换为决断主义,忽视宪法在民主正当性之外的规范正当性。"政治宪法学"应当以积极姿态有效地融入人权话语,从而走出理论泥淖。     

近代中国宪制的发展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近代中国制定了多部宪法文件。我们考查其条文,发现其中杂糅了美、德、法等多国元素;制宪者在移植外国制度时,通过"独立的思考"与"理性的选择",甚至有所"创作"。这其中一大创作便是融会贯通各国宪制,对议会主权原则作出重大修正与改良。具体而言,在政体的选择与混合、制宪权的归属、宪法解释机关的变动三个宪法重大问题上,近代中国经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摸索,居然与欧美"先进范式"相较毫不逊色、走到了比较宪法的前列。尽管在制宪事业上有所"创作",近代中国并没有将纸面的制度落实为宪法实践,但这并不能抹杀近代中国制宪者的智识贡献与宪制创作。     

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

对宪法解释施以一定的界限是为了防止解释中可能出现的主观恣意 ,以维护宪法的规范性价值 ,在宪法的产生与实现过程中 ,制宪权、修宪权与解释权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制宪权与修宪权的作用范围就构成了宪法解释的界限。宪法解释必须在宪政的基本精神和宪法文字的可能含义的范围内进行 ,以调和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正常的冲突” ,但制宪权与修宪权也不可侵入解释权的作用范围 ,而应当保障解释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 ,避免频繁修宪。同时 ,社会现实的合理要求也是宪法解释的界限所在 ,这体现着宪法的现实性价值的要求。     

革命与制宪之间——吴景濂与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吴景濂在民初十年制宪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始终致力于激烈政治对抗中推进宪法的制定。吴氏与革命派的两次合作与分裂，尽管不乏作为政客的利益考量，但在客观上却构成了推动制宪运动前进的核心力量，也构成了稳健派议员寻求中间道路的典型。在民初十年的革命与制宪的竞争中，革命浪潮一再掀起并最终获胜，但激进中求妥协的制宪主张及其失败教训，仍然值得尊重与记取。     

清末民初美国宪法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在清末民初的宪制改革运动中,美国宪法是极为重要的知识参照,并出现了美国宪法条文的多种中文译本,在学界广为传播。对于谁最先完整地翻译介绍了美国宪法全文,在当今学界还引发了一场争议。此外,清末民初的中国学者还曾通过日本学者的介绍,将新的美国宪法全文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翻译,使美国宪法成为一种全球共享的跨国知识财富。这其中,梁启超和张东荪发挥了不应忽视的重要作用。梁启超注意到1787年美国制宪的秘密性质,而张东荪则依据制宪会议记录,强调了制宪的程序特征及其对民初约法之争的参考价值。     

政治决断掩盖了“权力决断”——民元以来立宪的文化分析

立宪主义强调宪法是政治运行的权原,政治运行须获得宪法的授权。政治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认可人民(民族)的制宪权主体地位,并预设人民可凭藉其政治意志对自身存在类型和形式作出决断,从而制定宪法。然立宪主义国家主权所属与所在的分离现状有使制宪过程出现人民意志被控权集团意志僭越之虞,这在欠缺西方宪政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表现尤为明显。民元以来的立宪进程呈现出表面上的政治决断、实际上的"权力决断"的根本特征,控权集团通过操纵民意在制宪时灌输权力意志的诉求。这不仅说明了政治决断在原理上的可操作性,更反映出一元集权文化在民元以来立宪过程中的承续与传递。     

试论中国1954年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

制宪权概念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其一方面为当时的人民立宪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论证了所立之宪法的正当性。本文从古典制宪权理论发展轨迹中寻求论证中国1954年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     

对日本改宪问题的回顾与前瞻

1999年7月29日,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修改国会法决议,决定在国会成立宪法调查会.2000年1月20日,宪法调查会在众参两院正式成立.国会设立的宪法调查会,虽然没有议案提出权,但是,却是日本国宪法施行后,在国会专门对宪法进行广泛、综合的调查机构,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日本议会职权

立法权。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惟一的立法机关。立法是国会的主要权能,主要包括关于宪法修改的提案权和法律的制定权。宪法规定,修改宪法必须经过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制定法律则是国会最主要的工作,一般经过提案、审议、表决和公布四个环节。     

宪法监督的中国问题

以创造者为标准，宪法监督及其相关概念可分为宪法概念与宪法学概念。宪法概念是指制宪者在宪法文本中使用的概念，本质上反映了制宪者对现实生活的判断；宪法学概念是宪法学家基于研究的需要而创造的概念，反映了宪法学家对现实生活的判断。两类概念的一致性程度标志着制宪者与宪法学家对基本问题判断的一致性程度。     

论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演进——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对象

宪法的制定是受理念制约的。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发展和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工具宪法到制度宪法、再到权利宪法的演进过程。新中国初期的制宪深受工具宪法制宪理念的影响。1982 年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制度宪法的制宪理念,在肯定宪法对国家工作重点服务的同时,明确了宪法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在对宪法的本质与作用的认识上,已经逐步摆脱工具主义与制度主义制宪理念的影响,开始了向权利宪法的转型。当代中国制宪理念演进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在宪法中的地位,具体而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公民权利与人权的关系以及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定位与发展。     

宪法和一般法关系命题的观念溯源与当代表达

宪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命题涉及宪法与立法者制定的一般规范的关系构造，如何理解宪法、是否以及如何限制形式法律对一般规范的创造为二者关系命题的核心。从观念史的脉络来看，宪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命题奠定在自然法与人定法、法与法律、根本法与一般法所表征“法”二元论的基础之上。“法”二元论强调人定法、一般法的有效性并非仅出于立法者的意志和命令，也服从于更高的法。随着立宪主义的兴起，更高的法和基于制宪权的宪法相结合，逐渐实证化为优于一般法的最高成文法律。在议会立法国时期，法规完全为形式法律所垄断创造，宪法的规范力须经由形式法律的转化，不具备对于一般法的优位性。二战后，基于对法实证主义的反思，宪法不再仅被理解为源于制宪者的决断，亦被认定为独立于主权者意志的理性和正义的体系。宪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命题是阶层的判断：首先判断制宪者的意志与更高的法对宪法认知的影响，其次判断具有形式和实质双重优位性的宪法对一般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