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合理架构

我国刑法体系完全可以包容严格责任,实际上在刑法中也已经出现严格责任的内容。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严格责任,有助于完善刑事立法理论研究,对司法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我国刑法中严格责任立法现状及未来的比较分析

何谓严格责任?我国刑法中有无严格责任?将来是否应当设置严格责任?对此,我国学者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历史地考察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和系统分析我国刑法的立法及司法现状之后,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严格责任,将来也不应该在我国刑法中设置严格责任.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新论

严格责任在英美已运行了近百年,但其刑法学界对严格责任的基本内涵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严格责任是特定时代需求下司法实践的产物,因而严格责任的含义不可避免会随时代的变迁、司法实践的发展以及刑法理论界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一、严格责任概述     

也论刑法中严格责任的若干问题

严格责任作为归责制度，一直被理论界视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有其特定的内涵，其本质是一种推定过错责任。同时严格责任是一种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归责制度，其内在的缺陷可以通过立法与司法方式加以弥补。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一、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定义和特征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也称绝对责任,作为一项刑法制度,它是英美法系特有的,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原则上排斥严格责任。①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严格责任的研讨不是很多,就我国刑法中有无严格责任的规定等问题,观点不尽一致。我们认为,分歧首先在于各家对刑法中严格责任的界定并不统一,并且由不同的定义引发出各异的结论。一种意见认为：“绝对责任就是法律许可对某些缺乏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绝对责任也就是无罪过责任。”②针对这一定义,有学者提出反对观点：“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原则

严格责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国家,其自身经历了一个由绝对走向相对的过程。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对绝对严格责任加以修正,使严格责任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趋于合理化。严格责任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其理论依据是确保一些维护公众重大利益的法律得以实施,有效预防特定犯罪,节约诉讼资源。其适用能够有效提升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保护公共健康,确保多数人的安全和福利,并进一步起到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     

严格责任的中国命运

严格责任是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没有主观过错或起诉定罪不问主观过错的刑事责任制度,但它的内容不断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修正。严格责任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刑罚目的、刑法谦抑这些制度是能够相容的。在我国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是现代刑法机能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罪过理论的需要,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论和谐社会建构中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而法治就是法律主治.当前我国法治社会建构初级阶段的特定时代背景要求倡导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法律解释的权威根源于法律文本自身,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表现在司法领域中,就是强调司法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严格贯彻,这需要我们重视文义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方法优先性的元规则.严格法治主义的这一法律解释立场需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元规则是需要我们倡导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这也是实现司法方法科学化和维护法律权威的要求.     

论公司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

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乃至整个法人制度的重要特点,而滥用有限责任逃避法律责任,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是对有限责任制度的严重侵害,各国立法和司法都不同程度地对其予以抵制,建立严格责任制度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本文探讨了严格责任与有限责任的关系,严格责任的历史发展和法律渊源、严格责任的适用要件、严格责任对中国公司法的影响等问题。本文认为在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完善过程中,建立严格责任制度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改革在争议中前行

改革是中国司法的时代责任。从世纪之初的启航破冰,到今日司法改革之波澜壮阔,中国司法向世人呈现出一幕清新的面庞。也许,争议是无法回避的永恒考验,但正是在这一片纷纷扰扰中,改革之舟从容驶过了崇山峻岭。     

司法精神病辩护中证明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司法精神病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世界范围内存在两种精神病辩护证明模式: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与对抗式精神病辩护模式.我国目前的精神病辩护证明模式属于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反思.司法精神病鉴定因涉及精神病医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呈现复杂性,而科学、合理的诉讼证明程序可以抵消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消极因素.我国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应当吸收对抗式精神病辩护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在权力配置上逐渐限缩职权机关的权力,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权利;在证明责任上由辩护方承担推进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在证明标准上建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与精神病辩护二元化的证明标准体系.     

我国产品责任法中发展风险抗辩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严格产品责任中,发展风险抗辩制度的设置符合现代社会兼顾公平与效率之诉求,有助于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利益平衡。然而,将发展风险作为责任免除事由之现行规范模式,极易引发体系冲突,亦导致司法适用的困难,严重阻碍其制度运行与功能发挥。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界定,为发展风险规范模式之重构提供了制度路径。通过将科技水平证据内化为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之核心要素,从而把发展风险转化为针对缺陷要件之抗辩,不仅有助于在我国产品责任框架下厘清该制度的作用机制,亦可为当前产品缺陷认定的司法困境提供消解方案。重构后的发展风险抗辩制度的适用规则体系为四层次结构,包括科技水平的界定、判断时点的选择、适用范围的限定与风险实现的救济。     

从the “DG Harmony”案看英美法下海上危险货物托运人归责原则之演进

从the＂DG Harmony＂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轰动性判决入手,对英美法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下托运人归责原则和承托双方责任分担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演进作一梳理,即从《海牙规则》与美国COGSA1936前普通法和一般海事原则下托运人严格责任的确立,到对《海牙规则》及COGSA1936相关条款下托运人严格责任的解析,再到以the＂DG Harmony＂案为代表的英美目前司法实践对突破托运人严格责任的探索。在此梳理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目前英美法下裁判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纠纷的思路与原则。这种以托运人严格责任原则为基础,以通过＂知识权衡＂与因果分析确定的＂未能提醒＂的过失责任原则为补充的思路,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少年司法改革制度中的检察帮教责任机制探析

少年司法改革制度中检察帮教责任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程序和制度。这一制度有别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帮教责任机制。少年司法改革制度的司法机关帮教责任实践同时表明,在对现有少年司法帮教制度中相关人民检察院在少年司法改革制度中的帮教责任依然存在模糊和漏洞,需要分析检察机关在少年司法中的帮教责任机制特点,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及启用策略,完善检察帮教责任机制。     

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

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官责任制度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其中,结果责任模式发端于错案责任追究制,后被纳入违法审判责任制,如今则被视为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制度保证.程序责任模式滥觞于违法审判责任制,如今则成为法院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对法官确定奖惩措施的主要依据.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学界发出了尊重司法规律、重构法官责任制度的呼声,一种主要针对法官违背职业伦理行为来构建法官责任的新模式——职业伦理责任模式,逐渐出现在各种司法改革的方案之中.上述三种模式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产物,都有各自得以存在的制度空间,也都有相应的局限性和实施障碍.通过总结我国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未来法官责任制度模式的选择确立一些基本准则.     

严格责任移植于环境刑法中的价值分析

19世纪以来,英美法国家在刑法中引进了严格责任的概念,随后犯罪归责中的严格责任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对打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环境刑法中采用严格责任的价值在于有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从而提高人权保护水平;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有利于降低控方的举证责任从而提高司法效率;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从而有效地遏制环境犯罪。     

试论刑事被告人自认

自认是一种严肃的诉讼行为,它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相比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应实行更为严格的自认规则。目前我国刑事法律对自认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被告人随意翻供而不负任何责任的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当予以完善。     

论交通肇事罪的责任认定——以行政管理范畴责任与刑法范畴责任的区分为视角

交通肇事罪是特殊的过失犯罪,事故责任是确定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罪的基础。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意见的采信,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往往导致扩张认定交通肇事罪。本文拟通过对交通肇事罪的特征与本质的探究,以行政管理范畴责任与刑法范畴责任的区分为视角,论述只有违章驾车行为才能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评价的责任因素,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范畴责任因素;并对司法实践中如何严格区分责任等问题提出了相关见解。     

强化检察委员会司法属性之路径探析

在检察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应当更多地关注检察委员会的司法属性问题和决策机制的改革完善。检察委员会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将民主、高效、权威设定为基本目标,通过优化组织体系、改革决策模式、建立责任机制、提升委员司法能力等强化其司法属性。在决策模式改革上,应借鉴吸纳审判合议制和党委票决制的合理内核,保证委员的"民主"地位、严格检察长的"集中"机制,确立一级检察委员会定案机制,以此增强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的司法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