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制度的法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某些天然缺陷,导致其经营规模的发展受到限制.国家虽然先后出台了一些保护、鼓励和规范家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但相对于现代公司治理而言,有关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方面的立法仍显得空虚和滞后.因此,加强家族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建设,构建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规制-促进家族治理向现代公司治理转变,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重评礼刑合一的法制构架

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在于法律与道德相融合,“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不融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某种程度上甚至构成现代法治追求的障碍。这种认识未能深入中华帝国法制构架形成的历史动因,从而也就难以理解和揭示帝国立法的理性方面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从中华帝国政治使命实现的视角去审视其“礼刑合一”的法制架构,就不仅能洞见它与“三代”礼乐文化传统的契合无间,更能准确把握这一法制架构的理性特征。帝国法制架构的泛刑罚化现象根源于帝国安全的军事化政治使命的实现,具有自治性的礼制规范的创立与维护同样关涉帝国安全与秩序的稳定。这是值得现代人们珍视的古代立法智慧。传统法制之现代转型的成功则有赖于政治家和立法者之现代世界观的真正确立。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吉林省小微企业纾困问题探析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小微企业纾困问题具有诸多结构性特征,涉及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从规模类型上看,小微企业包括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其在税收、经济、技术创新和就业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吉林省小微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相关比较,分析了目前吉林省小微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破解路径,从“稳预期”和“稳就业”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Productivity,employment and labor demand in Polish industry in the 1980s: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enterprise-level data

The paper uses annual data from a panel of 334 Polish industrial enterprises over the period 1983–1988 to test empirically a simple neoclassical approach to the socialist labor market. First, an enterprise production function is estimated. The paper finds that for most enterprises, the resulting estimated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exceeds the wage paid by the enterprise by a considerable margin, suggesting general excess demand for labor. The paper then looks at 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PL and the wage is related to the rate of change of employment, and finds that firms where the MPL is higher than the wage — firms which in a neoclassical model would have a large excess demand for labor — do not shed labor any more slowly than other firms.     

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已建立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明确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认清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是关键,宪法的统帅作用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人才管理模式的策略构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应坚持什么体制,如何经营管理,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应采用怎样的人才管理模式,一直是经济学家、企业领导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体系与社会认知系统＂等国有企业人才管理的宏观思路和策略构想,以此为研究国有企业人才资源管理模式的改革提供参。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

本文针对我国法律体系即是部门法体系的观点进行了评析 ,认为无论是在划分的标准、目的、原则上 ,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原则 ,即权利的神圣性与权力制衡的对抗性辩证统一原则、公平与效益辩证统一原则和自由与秩序辩证统一原则 ,进而提出了以利益为标准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在宪法统领之下的国家法、社会法、家庭法和自治法四大部类的新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境域:从特殊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话语体系,在此前提下需要建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理论尝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一方面要将党对执政实践的自我表达的话语体系以及解读性评价作为特殊法理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应当在历史事实、现实需要和未来社会之间建立某种平衡性联系.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终结论角度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乃至社会主义法治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属于特殊的一般法理学的范畴.定位于特殊法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包含了走向作为一般法理学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趋势.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认知与现实路径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历史的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新时期,应紧紧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按照"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多措并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何构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机制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正从"黄金时期"转入"社会福利危机时期",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面临价值选择与制度重构的双重挑战。在统筹城乡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理念应从"反贫困、重效率"向"保障积极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回归;社会保障的核心制度模式应当是发展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发展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将国民的发展权置于首位,促进充分就业,使发展型社会保障与积极的就业政策之间呈现良性的互动。我国应依据上述原则和理念,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中国民法典集体所有权的理解与适用

集体所有权在中国法学界一直是个解释和理解起来较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民法,还涉及到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公有制和作为上位法的宪法的规定等。理解集体所有权,我们可以"集体企业"与"集体土地"作切入点。集体企业定位上属于企业法人,如今《民法典》更是进一步将其规定为营利法人。但集体土地不能像集体企业一样,想当然的把它归为法人所有。我们国家集体所有到底是所有权的一种形态还是法人的一种形态,一直是有争议的。这次《民法典》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视为特别法人,但其中仍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巩固。     

反就业歧视及其法律建构

就业歧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并正日益成为妨害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消极因素,亟待我们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进行规范和干预。针对就业歧视的现状,我国应当完善反就业歧视法。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employment: New legal challenges for Malaysia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and apply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in the context of employment.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DPA), passed by the Malaysian Parliament in 2010, has affected many aspects of life in Malaysia, including employment. Storage of data by employers is rampant. Management, as the data user, is duty bound to safeguard the employees' data according to the PDPA. Likewise, the employees, as data subjects, enjoy some rights under the PDPA. The author also examines issues of privacy law: whether such law exists in Malaysia and, if so, whether it can be reconciled with the PDPA's principles. The author adopts legal methodology anchored in exploratory analysis, with the legislative text as the main reference point.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定义

我们要从科技意识形态出发,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不应当仅仅是主观任意的“部门法体系”而已。它是既有内在逻辑关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间构成的系统,即我国的立法体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部门法体系的总称。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既具有世界范围的法律体系的一般性,又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一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性和重在控权性。它生成于后现代,必须适应多元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时代的需要。它是中国法制传统与后现代法文化相融合的集中表现。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加入WTO与中国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分析

我们应本着经济立法是对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反映的指导思想,在对外国有关内外资企业立法体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立法,以及 WTO 规则的考察的基础上,制定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中国大学课程体系改革分析

大学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课程体系对于培养人才质量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在中国大学中建立起有计划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专门人才的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具有统一性、计划性、逻辑性的主要特征.199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增长,促使中国大学开始新一轮的课程体系改革.校本性、宽博性、选择性成为正在构建的新大学课程体系的主要特点.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与大学教学改革关注程度的日益增加,以及"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实施,大学课程体系将进一步朝着多样化、个性化、基础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