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夫妻黄碟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宪政角度出发,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当加强和完善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夫妻黄碟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宪政角度出发,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当加强和完善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莫纪宏：学会从宪法角度来思考权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中的公民个人依据宪法规定所应当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首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近代各国宪法，都将对宪法权利的保护视为人权保护的中心。国家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国家机关应履行宪法权利保障职责，否则，宪法上的权利规定得再好也等于零。因此，在建立和健全我国国内法上的人权保护体系时，应当学会从宪法角度来思考权利。     

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论公民宪法权利保障与刑事执法

公民的宪法权利是一个国家对人权进行保障的具体化体现，而刑事诉讼中公民的究法权利保障也必将在修究所体现出的精神指引下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该如何适应宪法对公民的权利保障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及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受教育权的宪法保障

受教育权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宪法权利,需要国家积极作为。本文针对现在我国受教育权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加强宪法保障,主要通过制度性保障和个别保障来实现。     

宪法依据的缺失:侦查阶段辩护权缺位的思考

综观世界各国,凡刑事程序完善而诉讼权利有保障的司法制度,无一不是因为宪法对辩护权作了确认,并明确在各个诉讼阶段都有权获得辩护.在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之际,应当首先考虑宪法规范的周延,将刑事辩护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入宪,并通过宪法明确辩护权应在侦查阶段获得保障,以与人权公约及世界刑事司法发展趋势相符.     

重读《权利法案》——关于诉讼权保障的宪法学思考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一些直接涉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诉讼行为上升到宪法高度,为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提供宪法性的保障。这些保障集中体现在被称为“权利法案”的宪法修正案中。这一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许多国家制定或修改宪法以及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诉讼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重读《权利法案,》吸取其合理因素,以完善我国诉讼人权的宪法学保护。     

刑事辩护权保障制度的研究

辩护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专属的诉讼权利，即当其面临刑事指控时进行辩解，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项诉讼权利。在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已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做出了规定。我国宪法亦明确赋予‘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权利。0刑事诉讼法也相应作出一系列的规定以确保辩护权的实现，如《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嗽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并且在第四章对“辩护”作了专门的规定。现就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关于行使辩护权的主要问题，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以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效行使辩护权，真正实现将宪法规定的、仅限于“纸面上的权利”变为公民切实享有的现实权利。     

论宪法权利的实现模式

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的宪法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遗憾的是 ,现有的宪法权利保障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 ,建立宪法诉讼应该成为保障宪法权利的必由之路。     

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路径选择

世界各国宪法保障社会福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宪法中列举各种社会权利的"社会权"保障模式,另一种是仅在宪法中明确建设社会国家的原则或者类似条款的"社会国"保障模式。从我国《宪法》的现有规定及其变迁、宪法的解释与学界的解读看,我国属于"社会权"模式。"社会权"保障模式的缺陷是随着民众追求平等意识的成长、市场机制的扩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福利可能借助宪法无序、无限地扩张。通过淡化社会福利的权利性质、转变社会权的合宪性审查的方向、扩展反射利益推进社会福利以及贯彻宪法设立的可承受性、适度性原则,可以推进我国社会福利宪法保障模式由"社会权"模式向"社会国"模式转换。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确立以下几种理念:刑事诉讼法的直接目的为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诉讼模式应以职权主义为基础,融合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扩大司法参与;确立程序本位和国际优位的思想。     

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

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将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 ,并在刑事诉讼程序建构中尊重和实现这些权利 ,在司法体系中建立一种针对宪法性侵权行为的权利救济机制。然而 ,在被告人权利宪法化问题上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只有在被告人权利宪法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以及未来以加强这种权利保护为标志的法律改革 ,才有其坚实的法律基础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论逮捕与人权保障

由逮捕的特殊性和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限制或剥夺具体人的基本人权为条件的;从对被害人人权和社会制度角度讲,需要而且离不开逮捕,从被告人人权保障角度讲,要控制和慎用逮捕。二者统一于社会的共同道德和法律基础。尊重人权是人道的,正确地适用逮捕同样是人道的。尤其应当注意对被逮捕者权利的保障。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反映了一国的法治水平。本文就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构建设想。     

El Control De Convencionalidad Y Su Relación Con El Sistema Constitucional Mexicano. Hacia Una Simple Actividad Protector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subjects referent to constitutional control and conventionality control in Mexico and its respective aspects. Our study proposes an interpretative mechanic that touches the idea of monopoly in behalf of the state in the subject of recogniz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to allow a wide vision where any authority or citizen are able to exercise a protective human rights activity. We also pretend to show the inadequacy, at the moment, of moving into a conventional supremacy, without leaving out the analysis of subjects relative to sovereignty and constitutional supremacy.     

宪政视角下的听证权初探

听证权是一种从宪法正当程序和其他基本权利中推导出的宪法性权利,是保障其他权利实现的权利,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一种程序性权利。听证权的制度化建立在主权在民的深厚法理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它能够加快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宪政化步伐,对实现社会正义、形成宪政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机制。     

荷兰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法律基石

荷兰刑事司法受到了现代人权法律的深刻影响。在荷兰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权利保障主要依据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人权条约以及相关国内法。荷兰刑事诉讼程序运作体现了对人权的真切关怀：荷兰签署加入了多部国际公约和欧洲区域公约,国际条约、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都对荷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内法体系中,荷兰的《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也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权利保障。荷兰的法院、检察机关组织运作体制和诉讼制度设计较为完备,保障了诉讼参与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检察机关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参与其问的侦查法官则对检察官和警察的侦查权形成了有效制衡。从刑事诉讼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整体而言,荷兰审前程序权利保障的体制属于适度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审判程序中的权利保障体制则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     

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利意识逐步觉醒。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应该将人权司法保障奉为证据法公正价值的核心内容,在贯彻无罪推定、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的前提下,确保刑事被告质证权的行使,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证特免权规则对刑事被告基本权利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