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行政协助制度研究

行政协助制度是许多国家或地区行政程序立法中的一项着墨重点,究其原因,与行政协助可以克服科层制固有的官僚弊病,提高行政效率,充分发挥政府一体的机能有着密切关系。行政协助制度包含许多内容。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也将行政协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但如何作出完善、合理的规定,还应当充分研究、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相关规定。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地方考——以八部地方行政程序规定比较为视角

通过对八部地方行政程序规定的说明理由部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说明理由的内涵不限于行政机关对具体相对人说明理由,也包括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内部决策及行政机关对不特定相对人说明理由的情形。同时,比较也得出并回应了地方行政程序规定中说明理由情形差异巨大、说明内容不明、说明后果难寻等问题,进而提出说明理由制度立法模式须统一、说明主体须明晰、说明体系须完备、说明理念须更新的构想,以期为将来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与控制

行政协助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却显得相对落后。随着行政职权的有限性和专业化与管理事项日益复杂化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建立行政协助制度已成为解决现行管理体制弊端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对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入手,界定了行政协助的涵义、特征及与相似概念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从程序和责任两个方面对行政协助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行政声明异议制度研究

行政声明异议制度作为一个法律制度其价值是十分明显的 ,其实体上的价值包括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和对行政机关行政权威的维护两个方面。其程序上的价值是使行政救济制度有了最为方便的救济程序 ,是对整个救济程序的一个补充 ,且使原来类似于或者归属于司法程序的救济程序行政化 ,既补充了司法程序的不足 ,又对行政程序概念进行了适当延伸。行政声明异议的主体是行政相对人 ,对象是行政主体 ,标的是未进入实质阶段的行政行为。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尚无这一制度的规定 ,所以 ,应对我国设立行政声明异议制度的相关问题 ,尤其是技术问题予以探讨 ,以求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     

我国行政合同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对行政合同做了专章规定。但在行政合同主体、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行政合同的缔结方式和形式、第三人书面同意的效力,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以及行政合同的强制执行等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行政程序法刍议

本文作者认为,行政程序法是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步骤和方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作用在于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等。作者指出,现代行政程序法所确立的民主与法治的目标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在我国制定和完善行政程序法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之反思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从比较行政程序法视角和行政程序法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发挥的实际功能与其应有的功能关系之视角这两方面来看,仍然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借助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类型分析法为工具,以行政程序法所调整的行政活动类型以及行政主体在该活动中的程序角色为基点,选择行政决定、行政法规、行政规定为变项,可以将我国行政程序法建构成司法模式、立法模式和行政模式的行政程序法。而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反思之重点就可以借助于司法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的分析框架来进行。     

我国外贸调查制度中的行政程序规则问题研究——兼论制定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

我国对外贸易法中所规定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赋予了国家行政机关广泛而强大的权力去处理国际贸易问题,然而我国行政机关在外贸调查中所遵循的行政程序规则,一方面体现了公私权益均衡保护、正当程序价值彰显、相对人权利尊重等法治精神,同时也表现出行政程序规则价值取向不全面、程序运行不科学、程序规则不统一等缺陷,因此完善外贸调查行政程序规则,制定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很有必要。     

警察行政协助的困境与出路

警察行政协助应当是行政协助立法与理论的重要观察点。在欠缺明确法律规范约束的情形下,中国语境下行政一体性与行政分权原则的错位、协助义务与警察权积极性的暗合等因素导致警察机关在协助活动中陷入角色错位、主体性迷失和追寻经济理性的困局。依托于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协助的一般规定并不能完全解决警察行政协助面临的难题,因此有必要从警察法、警察法实施细则等特别规定的角度来规制警察行政协助,促进警察权的理性运作。     

试论行政收费的可诉性及合法性审查标准

我国的行政收费制度虽然由来已久,但是有关行政收费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不完善,行政收费的可诉性及其合法性审查标准至今没有定论。本文从区分构成行政收费的设立行为和执行行为的可诉性进行分析,试图对行政收费的可诉范围进行界定。并且从设立行为、执法主体、设立和执行程序等方面归纳对行政收费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最后就完善行政收费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浅议对1992年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的修改

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法律制度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的修改法》确立“善意原则”、“合法信任原则”为公共行政机关的行为原则 ,并就提高行政效率 ,实现服务于公民的目的 ,加强公民在行政机关面前的司法保证等作了规定。     

关于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立法构想

听证制度在行政程序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听证制度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尚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制度,我们有必要以制定行政程序法为契机,对行政听证制度作出统一规定,以加紧完善我国的听证制度,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反思与超越:中国语境下行政抵抗权研究

抵抗权在西方国家产生后,先后在政治层面、宪法层面以及行政法层面得到发展。由于无效行政行为存在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困境,作为程序性权利的抵抗权也存在诸多困境。因此需要设计行政抵抗权制度构建的路线图,并创设相应的结构模型: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抵抗权制度,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请求宣告无效之诉"制度。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

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包括行政机关的协力和行政相对人的协力。前者称为行政协助,后者则称为当事人的协力义务。行政协助虽然是行政职权实施过程中的一种临时配置方式,但无疑已经成为行政机关在实施有关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行政行为。现代行政程序越来越重视相对人的参与,参与行政程序既是现代行政活动中行政相对人的重要权利,又是其协助行政行为的义务——即行政程序中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惟有从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上来理解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行为,才能既有利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实施,又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协助和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理论研究与法律规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有些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对于我国正在进行之中的行政程序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定位探讨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实现行政法律规定义务的一种手段,必然在国家行政活动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定位问题一直是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存在诸多弊端,已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国外对于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规定作一阐述;然后对比了在我国当前国情下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分别作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存在的优缺点;最后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即应建立起"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主,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强制执行模式,并指出了当前国情下如何有效落实及完善该行政主导主体模式。     

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与中国立法的选择

由于选择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实体内容,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立法架构要解决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之间的架构和作为法典重要内容的程序性规定本身的架构这两大问题。对前者,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概念,遵循行政权力涉及的主体———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的思路予以架构。对后者,应以确立正当行政程序理念、突显正当行政程序制度为第一考虑要素,并根据立法惯例中“先一般、后特别”的规则,先规定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后规定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程序;关于内部行政程序,则置于法典中行政机关部分作出规定。     

论行政参与

行政参与源起于当代行政权的变化、控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民主参与理论的发展和民主宪 政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它具有提高行政行为实效、促进行政效率和保护公民权利、控制行政权 力的功能。从相对人角度出发,行政参与是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制度。构建行政参与制度必 须从行政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的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论述。     

论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及其完善

听证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在保障人权和监督政府行为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听证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但还不够完善,应当进一步完善行政听证制度,使其规范化、法定化。     

我国行政程序法现状及其完善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遵循的方式,时限、步骤和顺序等程序规范的总称。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及政府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本文对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可行的完善行政程序法的建议。     

行政立法民主保障之问题与对策

由于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在组织形式、责任体制、权力来源等方面都具有质的不同,而且目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立法主体层级过多、权界不清,立法内容重权力、轻责任、重实体、轻程序,立法程序有违民主与公正等问题,为贯彻和落实行政立法民主化基本原则,加强对行政立法权的规范与制约,增强和完善行政立法的民主保障,应当限制行政立法主体范围,统一行政立法程序规定,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立法参与权,健全和完善系统而有效的权力滥用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