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间接证据的作用

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证据可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所谓直接证据,,就是能直接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所谓间接证据,就是需要与其它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这种证据分类不仅在法学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证据分类方法.由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法分子犯罪的手段在不断翻新,使案情更加复杂了,并具有隐蔽性.直接证据往往很难获得.但是,由于犯罪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所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国外理论界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的研究已经进行得相当充分,并由此形成了许多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说与观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的理论难题在于,法律事实构成要件中的某些要件具有明显的法律评价性,无法直接成为直接证据的证明对象。应通过对"主要事实"和"法律事实"加以区分的方法,剥离法律事实中的评价性要件,从而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谈刑事诉讼中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是否确为本案的犯罪分子,是案件所需查明的具有重要诉讼意义的事实,也即案件的主要事实。这一主要事实,可以依靠各种证据获得直接的证明或间接的证明。所谓直接证明,就是单凭该证据就能直接指明犯罪行为是被告人实施的。所谓间接证明,即单凭该证据不能直接推理出被告人就是犯罪分子,而只能证明与案件主要事实相联系的某种次要事实,然后通过一系列次要事实,才能推断被告人是犯罪分子。由于间接证据只能指明与主要事实相联系的次要事实或情况,故在外国证据法学上,有的又称之为情况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分类,就是按照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不同关系来划分的。     

“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分类标准的再思考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必须另辟蹊径。     

“直接证据”的迷思

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区别开来,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一种流布甚久的普遍观念。能否进行这种区分、如何区分以及这种区分是否具有规范意义等问题,在近年来也受到了理论研究的关注。从诉讼证明的认知构造来看,"直接证据"的界说应当区分严格的理解和日常习惯的理解;无论哪一种界说,都没有多少实际的规范意义。比较而言,关于直接证据的诸种传统界说多是有问题的;近年来的论争,无论是何种论说,都未能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此方面的问题。应当放弃在日常习惯理解意义上界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的视角来制定相关证据规则的努力,注重对前者的证明力进行审查。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质疑

为了便于判断和运用证据,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予了证据以种种理论上的分类。因此,其分类的科学与否,就必然关系到证据判断和运用的准确性。可见进行正确分类,具有头等重要的诉讼意义。 然而,实践证明,已有的分类并不都是正确的。我国有关教材和论著,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能否单独地、直接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作为标准,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按照这个分类标准所得出的所谓“直接证据”就是“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而所谓“间接证据”则是“不能单独地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这种分类的标准及其所得出的结果,笔者认为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在这里谨陈自己的浅见,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必须另辟蹊径。     

徜徉于哲学与法学之间-“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中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讨论主题范围的日渐扩展以及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据法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越来越难以通过法学这一单一学科予以解决,急需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在这一背景之下,“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顺利召开。围绕“如何运用证据认定事实”这一问题,本次研讨会从“证据”和“事实”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司法认识论”、“事实认定的规则与方法”、“司法证明的标准”、“概率与证明”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观点交换与交锋,在讨论中各位学者既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也引出了许多有待深入研讨的话题。     

略论间接证据

一、间接证据的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有六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更好地收集和运用证据来定案处理,依照证据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程度,或者按照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大类.所谓间接证据,是指与案件主要事实只有间接的联系,并且只有借助其它证据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主要区别是:一是证明的对象不同.凡是单独一个间接证据所证明的只是与案件主要事实有关联的个别事实情节,而查证属实的直接证据均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二是证明关系不同.凡是单独一个间接证据,即使已经查证属实,还必须借助其它证据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而查证属实的直接证据,均能单独和直     

论运用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定罪的规则

论运用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定罪的规则唐永禅一、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其证明力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是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不同的证明关系为标准。所谓案件的主要事实，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发生，以及犯罪事实是何人实施等的事实。...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

我国刑事司法证明实践中存在着一种传统,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全部证据必须相互印证。在自由心证主义原则高度张扬的当下,这一传统观点受到质疑。但笔者对证据相互印证模式持维护的态度。证据应当相互印证的命题产生于证据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实践领域。一方面,它     

庭前证据整理程序研究——以“审判中心”背景下落实直接言辞原则为视角

"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改革要求庭审在事实查明和证据认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落实直接言辞原则。而庭前会议中证据整理程序能够在庭前起到证据梳理、争点明晰的功能,为强化庭审的针对性,提高庭审效率,更好实现庭审的实质化提供帮助,促进直接言辞原则的落实。可从证据整理程序的性质和产生的背景入手,结合域外立法经验和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明确证据整理程序的重要性并对其规范化。     

证据认定的方法探析

证据的认定关系到案件的判决,掌握正确、科学的证据认定方法,对于法官判决案件的公正性和维护司法的公平性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提出了具体的证据认定方法,包括对视听资料证据的认定方法和对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的认证方法等,分析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完善证据认定方法所需要做的努力和工作。     

著作权案件中对有瑕疵的经公证的电子证据的认定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案件中,经公证后的电子证据在事实认定中具有重要地位.受数字化特点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对于"已经公证且无反证"但仍存疑的电子证据,在其证明效力的认定上仍应慎重.从实际案例出发,以证据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为目的,探讨知识产权审判中对于经公证但仍存疑的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     

从实质证据观到实质真实标准

本文研究了"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的观点,认为有人的主观因素是人的认识,并不是证据.本文也研究了"证明标准的趋势应是理性和主观的融合",其适用必然"烙上主观性、内在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的观点,认为"融合"也好,"特点"也好,都是自由心证的弱点和弊端,无需追求.本文着重论述了创立实质证据观的过程,指出实质证据观最先孕育于苏联,但最终诞生于中国.<证据法学新论>一书确立了实质证据观及其基本内容,划分了证据资料和证据效力,确立了证据排伪法则,这标志着实质证据观在我国正式诞生.<新证据学论纲>建立了物证、书证、人证的基本理论,建立了证据资料、证据效力和证明的基本理论,确立了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事求是七项原则,找到了实质真实标准.这一切是对实质证据观的充实、发展和完善.实质证据观是证据学的根基;实质真实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根基.这些根基是我国证据法学的基石.     

间接证据的基本理论及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依据对案件主要事实证明关系的不同，可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其中能够对案件主要事实起到间接证明作用的证据为间接证据。间接证据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大量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关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本文旨在探索上述不足之处的解决之道。     

充分发挥间接证据在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作用

在我国证据学理论和诉讼实践中,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把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种证据所要证明的都是案件的主要事实,所不同的是间接证据不能像直接证据那样,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而只能间接推论证明。由于两种证据证明形式的不同,司法工作中出现了重视直接证据,轻视间接证据的倾向,发展到今天,已经严重影响到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处。因此,克服轻视间接证据的倾向,充分发挥间接证据作用,已成为急待解决     

试论法院证据调查制度的客体———以案件事实为视角

法院证据调查的客体是法院证据调查权所指向的对象.在民事诉讼中,司法证明的目的在于获得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因此,案件事实是法院证据调查制度的客体.只有对案件事实获得真实发现,才能做出妥当的司法裁判.在案件事实中,只有对裁判具有显著意义的主要事实、具有抽象性的间接事实和涉及公文书真伪辨别的辅助事实以及具有证明必要性的争议事实,才是法院实施证据调查的具体客体.     

论证据裁判主义与自由心证的衡平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运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凸显了对证据裁判主义和自由心证进行衡平的必要。以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同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必备条件的现代证明模式的确立是实现衡平的基础。衡平的基本路径除了对自由心证制度的准确定义外,需要重点关注证据规则体系和具体规则设计的现代化,以及达成证据规则"软化"或"硬化"的程序控制方法。     

反垄断法上协同行为的规范认定

在反垄断法上,协同行为的概念和内涵不尽明确,其认定通常需要根据若干间接证据或"附加因素"进行推论.但这些因素的结构、权重、层次不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此,首先应确立协同行为的裁判逻辑:在不存在"意思一致"的情况下,当事人行为的一致性不符合市场正常条件或正常情况下其自身的利益.其次,应根据证明力的大小,对"附加因素"进行分类排序,区分一般与超级附加因素,并将其纳入证明间接事实与主要事实的证据环或证据链.最后,在以信息交流为起点的证明中,以交流证据推定证明"意思一致"和行为协同;在以平行行为为起点的证明中,宜采纳"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而非直接推定.在此基础上,应当根据信息传递路径区分双边与三边协同行为,分类厘清证明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