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法诉讼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本文从概念比较的角度对宪法诉讼与司法审查、违宪审查作了比较，并由此界定了宪法诉讼的概念，即“宪法诉讼是指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即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使违宪的法律或行为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在此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范畴作了区分。此外，本文着重论述了宪法诉讼的四个特征，即，⑴宪法诉讼判断的依据是宪法的最高价值；⑵宪法诉讼中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是特定的机关；⑶宪法诉讼的对象是特定法律的违宪与否；⑷宪法诉讼的结果是：违宪法律无效     

浅析我国的宪法适用

修宪势在必行,宪法适用因而更具有急迫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与传统理论相左,目前一些学者将我国的宪法适用理解为宪法司法化、宪法诉讼、宪法的司法适用等等。但这些称谓,背后都隐含着宪法必须像普通法律一样,其适用权全部让度与法院并排斥立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构主体适用的意思,于我国宪政的原则和规范而言,有必要对宪法适用的称谓进行规范;“宪法效力”可以表现出两种强、弱程度不同形式,相应地宪法适用存在着两条途径,分别是弱形式下的“普通法律式适用”,和强形式下的“违宪审查式适用”。但目前学界大都没有将在民事、刑事、行政这些普通程序中适用宪法,与在违宪审查程序中适用宪法区别开来,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促进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实现,不一定非得让宪法由司法部门来直接适用,而应该借鉴世界宪政实践并根据我国现行的宪法构架制,分步骤、分阶段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宪法适用机制。     

再探宪法诉讼的建构之路

宪法诉讼是指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解决违宪纠纷的诉讼活动。在实质上,宪法诉讼就是违宪审查的司法化,因而宪法诉讼与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适用是一回事,只是认识角度不同。宪法控诉比宪法诉讼的范围要小,而司法审查的范围更广,包括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两个方面。宪法诉讼是宪法监督最有效的模式,其范围不限于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还包括法律文件违宪纠纷、国家机关行为违宪纠纷、选举纠纷等等。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可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分三步走:由行政审判庭审理少数“准宪法诉讼”案;设立宪法审判庭审理部分宪法诉讼案;设立宪法法院审理全部宪法诉讼案。     

美国违宪审查基准理论初探

宪法是政治法,其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格;加上宪法所具有的抽象性与不明确性,使司法违宪审查中经常面对政治上的争议事件和人民基本权利的争议事件,因此,常常引发法律与政治之间陷入紧张关系之中。那么美国联邦法院是如何把握介入这些争议的限度?其对政府其他分支进行违宪审查的基准是什么?本文整理美国违宪审查基准的理论,以期作为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建构的他山之石,同时也期许一种更规范化的宪法研究方法。     

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最高的效力。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发挥宪法的效力，将宪法引入诉讼，并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可尝试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可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这样既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找不到其他法律作根据时，可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     

凯尔森的“宪法司法保障理论”——理论阐释和效果分析

凯尔森是欧洲违宪审查制度的理论奠基人,他的宪法司法保障理论旨在响应时代挑战,亦是其纯粹法学理论的应用。对于凯尔森宪法司法保障理论内容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司法意义和政治意义,也有益于分析违宪审查欧洲模式的历史变迁。这种反思对于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具体建构也有积极意义。     

分权制衡原则与宪法解释——司法审查以及宪法法院制度下的经验与理论

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现代国家 ,司法机关往往掌握宪法的解释权 ,这使得人们担心三权之间的分立与平衡可能被破坏。通过对外国相关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评析 ,可以看出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司法权有其合理性 ,是对民主价值的补充。同时 ,由于“政治问题”、“回避抽象解释”、“合宪推定”、“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等原则的存在 ,司法机关掌握释宪权不仅不会破坏三权分立原则 ,而且是对分权制衡原则的完善。     

宪法司法化片论

与宪法诉讼、司法审查、违宪审查诸概念相比,“宪法司法化”更直接地表达了民众和学人对中国宪政的关怀和期望。它有三层含义:宪法在司法活动中具有最高、最直接的法律效力,是法院裁决争端的依据;宪法诉愿是公民权利救济的终极渠道;法院对宪政行为宣布违宪是宪法司法化的最高境界。随着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建构、域外法制影响等要素的成熟,阻碍我国宪法司法化实现的力量正在消退。     

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发展

“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党在实践中取得的新是重大认识。文明的政治是规范的、伦理的和程序的政治。宪法是政治文明的逻辑前提 ,没有一部好的宪法 ,就不会有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将推动我国宪法进一步文明化。我国应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在我国 ,违宪审查的主体应当是与立法者相分离的司法性质的机构 ,否则违宪审查制不会成功。     

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

宪法实施中的违宪审查机制与宪法诉讼方式是两种不同机制的区别。在分析西方国家宪法实施的路径,以及中国实行宪法监督走违宪审查之路面临的困难后,根据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相别的理论,提出中国的宪法司法化方案,即违宪审查权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由最高法院承担宪法诉讼的任务。     

关于法律本体的三种理论形态

法律的本体问题,是法哲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探讨法律的本体,目的在于为法律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历史地看,关于法律本体的哲学思考主要表现为三种理论形态之间的历时更迭,即神法论、自然法论和实践法论。本文的主旨在于对这三种理论形态进行学术梳理,以揭示其各自在研究视角、思维路径和理论价值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     

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兼谈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传统的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现代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传统的民商立法模式进行适当调整.在民商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是在对传统私法做成功的现代转化的前提下,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法律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法律实施是指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贯彻与施行。它是将法律规范的抽象行为模式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为的过程;是使法律从书本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从应然状态进到实然状态的过程;是由法律规范的抽象的可能性转变为具体的现实性的过程。法律实施是实现法的目的的重要方式。在当代中国,立法已驶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基本建立。但是,法律的实施状况和效益并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法律实施的基本理论缺乏研究,对法律实施的实践缺乏总结,法律实施已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因此,本文着眼于法律实施的基本含义、内在规定性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致力于法律实施与法律实现、法律效力、法律实效、法律效果和法律效益的联系和区别的探讨,藉以为法律实施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基本的知识铺垫。     

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我国正处于法治进路转型之中，亦即从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追仿型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自主型进路。在这种转型中，必须对法治理论和制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审慎的思考与辨识，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对法治的影响基础上，形成深化法治的主导思路，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某些偏失，避免局部性、阶段性的始乱终弃。     

传统中国法的创制与运行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基本都有属于自己的律典,彰显统治的正统。由于存在崇古情结等因素,统治者一般对当朝律典不予改动,而是通过立法创制变通的法律形式适应统治的实际需要,同时在司法层面上由司法官通过情理考量灵活处理案件。在这些做法的背后,传统中国的经权思想和衡平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     

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西方法律全球化观念的历史渊源探寻

西方的法律大同观念由来已久 ,它经历了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法律全球化几个发展阶段。而在这些不同阶段 ,西方人对法律大同的具体理解是有差异的 ,这些概念记载了其中的异趣 ,也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曲折过程。研究这些概念 ,探索法律全球化观念的思想渊源 ,这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其涵义 ,显然是不无意义的     

论中国外贸管理法的范式转换——全球治理与公共行政的视角

中国加入WTO旨在积极参与、有效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分享国际贸易增长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本文从全球治理与公共行政视角出发,认为有必要从法律内容、法律功能、法律价值及法律实现等方面实现我国外贸管理法的范式转换。法律内容方面,实现以实体规则为导向到以程序规则为导向的转换;法律功能方面,实现防御型立法到防御型与进取型立法相结合的转换;法律价值方面,实现“公共利益为导向”到“以私人利益为导向”与“公共利益为导向”相结合的转换;法律实现方面,实现从“政府主导型”模式到“政府主导型”与“私人驱动型”相结合的转换。     

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

在法律信仰之争中,法律信仰怀疑论和否定论者主张法律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不适于中国,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更多地是过分误读了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并据此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判断,因此其所主张的法律信仰更多地是一种"神话"。相对于作为"神话"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一种"鸡汤",虽然它不能治病但富有营养,有助于社会肌体的康复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信任"鸡汤"的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法律内和法律外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经过由更普遍的有效参与和更加公平的法律程序、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培养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任、从约束权力和反腐切入来打破法律信任不足-法律具文化这一恶性循环,是三种相对可行的路径。     

实用主义视角下的司法观及启示——从法律发现说起

法律发现始终难以摆脱司法中"创造"的成分对它的影响与责难。单纯的逻辑演绎并不能确切地表述司法过程的现状,价值判断总是参与其中。实用主义法学所蕴藏的立场界定和方法选择则为破解这种困局提供了"良方"。其司法观可以概括为:以"逻辑"传递着对"发现"的尊重;以"经验"护佑着对"创造"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