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检讨与重构以法官的规避倾向为视角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该规定在"合法性"审查的框架下为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留下了一道暗门,它赋予机械、刻板的法律规范以灵魂,使法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行政争议时,可以运用个人良知与制度理性,决断行政的实质正义.但是,由于立法设计上的缺陷、配套制度不够...     

我国应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执行法》

现代社会中国家的行政职能不断扩大，行政机关在国家管理和人民生活中地位日益加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而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一种最严厉的行政手段，更应严格控制在法律范围内。为保证行政强制执行依法进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有专门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同时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执行中非法越权，滥用职权的严重问题，也急需尽快制订一部《行政强制执行法》来加以规范。 一、我国制订《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必要性 １、法理上行政强制执行必须贯彻依法强制原则。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规定。由…     

浅谈我国目前行政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存在的问题

行政不作为现象是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的一种表现,是以消极的不作为姿态滥用职权和规避责任。本文指出了我国目前实现行政不作为法律责任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我国对行政不作为进行遏制和完善行政不作为法律责任制度。     

行政法上滥用职权行政行为研究

行政滥用职权是行政实务中较常见的一种违法行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对其规制不足。同时,在理论上,对行政滥用职权的认识也颇有分歧。本文着重从行政滥用职权的概念与内涵入手,力求对行政滥用职权有更清晰的认识,对行政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及规制方式进行了探讨。     

"以人为本"理念下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之反思与重构

"以人为本"作为当今最热门的政治话题,反映在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主体树立人本法律观,重视行政合理性.因为"以人为本"与行政合理性原则都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本文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理论和制度进行了考察、反思,并对其地位与适用进行了重构,以期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正当程序:滥用程序权的判断标准

在缺乏有关程序的法律依据时,行政机关对程序拥有裁量权。行政机关对程序的裁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构成滥用职权。正当程序原则的合法地位源自《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行为不得滥用职权。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判断标准之一,是正当程序原则。上述规则的确立,经历了学说借鉴、政策回应、司法实践和法律确认的发展过程。     

析行政滥用职权

如何认定行政滥用职权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而且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的认识,直接影响到行政审判权和行政复议权的准确使用。行政滥用职权的概念、滥用职权的界定、表现形式以及制约监督等问题目前是得探究的一个方面。     

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研究

对行政裁量法律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论证了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在分析我国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对完善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监督提供了参考思路。在论证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时重点放在行政程序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上,对行政程序控制行政裁量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分析了司法机关对裁量的法律控制,提出了行政裁量权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行政裁量属于行政权的运用活动、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的观点,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只限于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在认定滥用职权的主观方面时主张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结束语说明现代社会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是积极进行行政裁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要求,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裁量制度是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应当是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最终途径,完善岗位责任制、发展责任控制模式是对行政裁量进行法律控制的最佳方案。     

关于惩治行政不作为的几点思考

"行政不作为"与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政乱作为"的表现形式相比,虽然不似后者那样张扬,但其危害却不可低估。行政不作为的表现形式:其一是放弃行政处置权;其二是放弃行政制裁权;其三是放弃行政许可权;其四是放弃行政管理权。行政不作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被滥用的“滥用职权”——行政判决中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语义扩张及其成因

学界通说认为,1989年通过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其涵义是滥用裁量权。但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刊载的行政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并未采纳这一学理观点。在法定职权、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程序要件的判定中,法官普遍使用了滥用职权标准。甚至在不少案件中,法官还将其泛化理解为"违法"。滥用职权标准之所以会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根源在于该标准本身存在缺陷。一方面,它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中的其他审查标准之间的划分标准并不同一;另一方面,"滥用职权"的规范涵义又极易与其日常涵义发生混同。为克服上述缺陷,应将滥用职权标准修改为"滥用裁量权"。     

对行政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

所谓滥用职权,简单而言可以界定为行政主体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不正当行使行政权利而达到一定程度的行政违法行为,①更全面一点则可界定为行政机关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恰当、不合理行使,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表面上合法),违背法律、法规     

严重不合理的正常人判断——“陆煜章案”判解

"陆煜章案"的二审判决在排除了目的不当和偏私后指出,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对行政裁量的审查只有一个标准,即行政裁量权是否被不合理行使并达到令正常人无法容忍的程度而构成滥用职权。该判决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必有行政裁量的见解,对今后的学说和实务并不具有普适性意义。但它关于行政裁量的不合理性审查规则、正常人判断的适用和形成规则,以及法解释中的外国法知识运用,却具有普适性意义。     

行政诉讼对行政程序的创新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程序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在法定程序理念、行政主体概念、案卷主义原则等行政程序上均有创新.同时,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程序的规范存在着违反法定程序的后果过于单一和仅限于"法定程序"审查的不足.笔者认为,这些不足可以通过完善行政程序和确立正当程序司法审查标准来弥补.     

公务员重大过错行政侵权赔偿责任探析

在行政侵权赔偿上,我国主要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公务员基本上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对受害人不利,对国家利益和相对人利益的维护不利,也不符合法律的一般原理。公务员对重大过错行政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具有必要性:可以防止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避免和减轻国家和纳税人不必要的负担。     

论行政主体义务的法律意义

行政主体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乃至于行政法治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与行政法中的"权利"和"权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历来重视对后两者的研究而忽视了前者,没有给行政主体义务以科学的定位,这不能不说是行政法学理论的一大缺憾。行政主体义务的成立,必须有法律或职权上的依据,有行政法上的义务形态,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主体,有完成义务的行为能力;行政主体义务在法律表现上有其独特之处,它是一个复杂的义务链条,是管理义务与服务义务的统一,是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统一,是职权义务与行为义务的统一,是法规义务与契约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义务对行政职权定"责",对行政法关系定"性",对行政行为定"量",对行政救济定"度"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析行政委托中的渎职犯罪主体

行政委托现象大量存在.加强行政委托中渎职犯罪主体问题研究.合法有效的行政委托,受托方将成为渎职犯罪主体.行政主体怠于行使监督职权,可能涉嫌玩忽职守犯罪.行政主体违法委托职权,涉嫌构成滥用职权.促进依法行政委托,避免渎职犯罪发生     

行政判决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通过分析比例原则适用第一案后20年间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比例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已从行政处罚扩张到多种行政行为领域。比例原则已成为法院评判行政行为实质合法性的重要准则。法院可以根据"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标准,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比例性审查。对于目的正当性和手段的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的规范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审查标准并不统一。在合比例性举证责任上,一些案件并没有完全遵循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合比例性审查强度上,似乎大多是宽松审查或低密度审查。对于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法官在个案中有着巨大的裁量空间,但大多数判决论证说理还较为简单。作为人权保障利剑的比例原则,势必在我国得到更加广泛地适用,合比例性分析方法与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未来适用应注意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关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其存在两种裁判逻辑。分离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形式违法性审查,根据“职权”或“滥用”单一要素进行判断,使得任何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结合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实质违法性审查,认为构成滥用职权必须具备“职权”与“滥用”双重要素,滥用职权的实质是偏离法律目的行使裁量权。分离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与日常用语更为接近,结合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更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滥用”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影响了滥用职权标准的司法适用性。应以功能主义立场取代规则中心主义,借助均衡性的法律原则与功能性的自我规制技术,化解“滥用”之主观动机认定难的问题。     

论行政决定的效力形态

行政决定的效力是大陆法系行政法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各国行政法学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对行政决定的效力问题的研究状况总体薄弱,且主要精力集中在行政决定的效力的内容(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上,对作为行政决定效力形态的"行政决定成立"、"行政决定生效"、"行政决定合法"、"行政决定有效"等问题研究较少,我国行政法权威教材对此问题表述也较混乱.对行政决定各效力形态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以及各效力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做一个粗浅的探讨,这不仅有利于对相关理论的疏理和统一,而且更有利于审判业务.     

问责制度化推进时刻表

2003年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3年8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规定8种情形应追究行政责任,包括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的;治政不严,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以及在防治疫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等等.尤其是,新闻媒体曝光也成为问责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