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视角下生物技术风险化解与法律规制

生物技术风险应对必须走到科技的前面去,在风险预防的基础上审慎推动新冠疫情防治生物技术的发展创新;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防控更应走到法律的内部去,在法律规范下妥善处置新冠疫情中的生物技术风险.重塑发展生物技术的原则和态度,防范和化解生物技术应用产生的阴霾,创设适宜的生物技术生长的法治空间,实现在法律规制下的生物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向善发展.2020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颁布,完善了生物技术领域法律规范体系,为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提供导向.随着生物技术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作用日益重要,探索规范生物技术之良法以求生命科学领域之善治,以求在生物技术发展进程中确立和保障社会公益,是生物科技时代的重大法治命题.     

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及对中国立法的思考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安全立法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不仅负有保护生物安全的国际义务,而且也有为本国生物安全利益而进行生物安全管理的现实必要性。中国目前虽然制定了一些生物安全立法,但就整体而言,这些立法无法适应生物安全管理的需要。参考和借鉴国际和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建立与国际接轨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生物安全立法体系,对于保护中国的生物安全,维护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沿革和主要渊源(一)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沿革国际生物安全…     

“大智立法”及其三个维度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在现代社会,转型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最终都是通过各层级的立法予以有效解决。立法,在本质上是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协调。立法者,需要具备大智慧、大胸襟与大视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文章围绕"谁主导立法""立什么法"以及"怎样立法"三个角度来探究如何做到真正的"大智立法"。习...     

论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风险防范原则

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能够创造出与自然界原有物种不同的转基因生物体 ,转基因生物体向自然界的释放带来了生物安全问题 ,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物安全问题表现为一种科学上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 ,而这种环境风险的发生将给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重大或者不可逆转的灾难。实施生物安全的法律保护 ,需要突破行为与后果之间具有确定性因果关系的传统法律观念 ,确立和运用风险防范法律原则。     

论生命科技立法的理念与原则

生命科技法是引导和规范生命科技活动的行政管理法,以保障生命科技活动的健康发展为目标。面对现代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安全与利益的不确定性,生命科技法应当确立如下立法理念:在谨慎权衡生命科技效用的基础上确定各项生命科技活动的风险性;对于那些风险性难于确定的生命科技活动,应当假设这类活动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风险,然而再依据这种"假定"去创设相应的防范制度。生命科技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科学立法、超前立法及谨慎立法三项基本立法原则。     

法律选择之抉择: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法律选择是国际私法中解决法律冲突的特有方法。为了克服传统法律选择方法的弊端,法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选择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归纳为根据国家利益进行法律选择和根据当事人利益进行法律选择两类。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要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平衡当事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顺应这一时代潮流。     

法律选择之抉择: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法律选择是国际私法中解决法律冲突的特有方法。为了克服传统法律选择方法的弊端,法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选择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归纳为根据国家利益进行法律选择和根据当事人利益进行法律选择两类。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要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平衡当事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顺应这一时代潮流。     

从我国的经济转型看经济法的立法观及其影响

经济法在调和利益冲突的作用是尤为突出的,其以法律为强制力左右着社会经济的结构和发展运作,是国家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保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都是以国家政治利益作为总的利益观指导经济法立法的。关于国家政治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各个国家的经济立法观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其属性的。经济法的现代立法观始终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中心是调整个人利益及国家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关系。     

法律全球化与法制现代化论略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法律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不仅是现代法理学所密切关注的理论课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法制建设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法律全球化必将推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制现代化也将会对法律全球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二者关系密切,交相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的进程。在当下中国,只有辩证地处理好"法律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的关系,完善立法体系,繁荣法学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良性发展,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法制保障。     

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计量经济分析法学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演化模拟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通过构建由地方立法、诉讼、律师和地方法学教育等4方面组成的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实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层次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估与比较,将中国31个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分为领先型、挑战型、追赶型和后进型4个集团,并通过采用灰色相关度分析的方法,将4项法律指标分别与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等4项社会指标进行灰色相关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在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各法律指标的相关社会影响中,影响的效果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从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层面和影响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因素层面出发,我们应采取缩小我国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的相应对策。     

城市化与法制现代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市化和法制现代化都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传统社会的法律转向现代社会的法律,从乡村社会的法律转向都市社会的法律。城市生存方式具有集中性、流动性、专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都市社会的法律亦即现代社会的法律得以产生。     

法律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化色彩——我国法律变革研究历程中的一个现象分析

法律现代化论题 ,不仅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型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是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中国的法律现代化不是传统法律历史正常演进的结果 ,而是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社会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 ,处于一个“原有文化根基失落”、“迫切需要意识形态”的时代 ,因而 ,我国近代以来 ,如洋务运动、改良运动、清末新政阶段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阶段及新中国成立至今三大阶段 ,关于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研究与论争、更替与改造 ,无论有意或无意 ,大都具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或曰大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过程” ,输出其关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完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虽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刻意强调、突出其作用 ,又势必给我国的法律现代化事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司法改革的现代化向度

司法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权能,司法权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一定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背景进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已进入风险社会阶段,风险社会的反思现代化性质促成着程序法范式的形成,并内在地要求对司法权能进行新的定位。这种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定位对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推进中国司法改革,应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对司法权能进行合理定位。     

反思性法制现代化初论

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的规范基础是商谈政治,法律范式是程序法。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应反思西方法制现代化运动轨迹,针对自身社会发展状况,创生一条具有独特个性也切合反思性法制现代化一般要求的合理性道路。     

“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的再认识——兼论“提前”、“率先”应当慎提

由可操作化的现代化概念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出现,是认识的深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本不存在,却对我国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化实践产生了误导.十六大以后国内关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研究有了新进展,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仍然不够科学、不够完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则代表了目前指标体系研究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引入这一目标体系,将对我国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和全面小康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刑法现代化践行的法文化障碍及克服——以市民社会为视角的考察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长期存在的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逐步确立。在此社会变革之中,立足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刑法现代化运动受到普遍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文化类型上的相异性使得中国现今刑法 (罚)文化自身蕴涵着“非现代性”因素,给刑法现代化践行带来了精神品性与制度建构上的双重障碍,在目前表现为一系列与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从整体社会结构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整体成熟。我国刑法理论要摆脱传统文化的窠臼就必须在价值取向上进行转换,而该转换是立足于我国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运动。     

法制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社会向现代的“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和看待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要有所扬弃,弘扬优势,趋利避害,乃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社会转型与物权法精神的现代化

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也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和重组的过程。物权法作为规定人们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最基本的一种法律,它本身必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它能恰当地适应和反映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利益要求。就物权法的发展而言,物权法精神的现代化发展尤为关键。而对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人权至上、物权正义、和谐物权与物权和谐等构成了物权法精神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进化论思潮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进化论作为近代中国一种社会思潮,它急速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近代中国思想界。它吹响改良派法制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号角,成为榫接新民主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先导,对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起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